此类“包打听”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后“自用”，为投其所好“领导”提供依据。二是“待价而沽”，为以后“信息寻租”时，为他人“买通”领导时提供“估价依据”。

　　第四，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特别是一个地方新来了“一把手领导”，马上就会有人各方打探领导来自何方？籍贯何处？父母安在？妻子是谁？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子女是否上学？是否需要出国留学？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单位？等等，甚至主要领导“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也“了如指掌”。还有，“包打听”者甚至吹嘘，能够掌握领导的“谱系学”：领导以前的“上司”是谁？故吏有谁？导师是谁？门生是谁？领导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领导和“谁”好和“谁”不好？统统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类“包打听”者，也与上面打听领导爱好者一样，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报”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二类“包打听”，虽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态，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官场“包打听”为什么打听

　　由于“官场”储存着权力和资源的大量“信息”，开奖，自有其开发利用的“使用价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下一级干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这也是“包打听”存在的“市场理由”和“生存空间”。分析了“包打听”打听什么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听”为什么打听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几种。

　　第一，“信息自我消费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和使用者，基本上属于“自我消费者”。打听有关领导和纪检信息，是因为此类信息与自己的升迁和奖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干部换届和选拔时，有晋升希望的个别干部，急于了解“情报”和疏通“关系”，往往是自己直接“打听”，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费”。此为“一级包打听”的行为动机，自我打听、自我消费。此类打听信息、消费信息的过程和深度，自我消费者不便、也不能对“第三者”言说。因为此类信息直接关系着“打听者”的仕途预期和政治生命。此类“包打听”级别越高，其“机密”程度越高，越不能对“他人言”。

　　第二，“信息寻租者”。此类“包打听”者，最为普遍，也多为“代理包打听”，就是为了“别人”来打探消息。当然，“无利不起早”，“代理包打听”不会“白忙活”，把打探来的“信息”奉送给“委托者”，未来肯定会有“好处”。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自己的“上级”或领导打探消息，此时的领导涉及相关的“升迁”或“查处”，本人“不便”出面询问，派自己的“秘书”或“亲信”多方打探。此类打探来的消息，奉送给“领导”，虽不一定立马得到“现时好处”，但领导以后的“关照”和“提携”是为更大的“预期利益”，此为“隐性信息寻租者”。

　　二是“权力掮客者”的“信息寻租”，此类“权力掮客”，就是“买官卖官”隐形市场中的“中介人”，打听各种信息和结交各种关系，是为了以后市场上的“待价而沽”。所谓“地下组织部长”式人物，通过提供权力“信息”收取钱财，即为此类“信息寻租者”典型。而媒体时有报道的，有人想“买官”，交给了“中介人”巨款而上当受骗的案例，反证了此类“官场信息掮客”的存在和恶劣。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类信息“包打听”者，多为社会和官场上的“关系人”和“交际人”，也可能在“官场”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职”，四方结交、八面通风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场情报，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当下的“晋升”或“免罚”，而是为了以后的“留作他用”。一是可能未来自家的事情需要“疏通关系”时，如妻子调动工作、孩子选择学校、侄子毕业分配等，一旦需要，以前打探的信息和编织的官场关系，就可以“调动起来”发挥作用。二是“他人”需要时，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发挥以前储存的“官场信息”的价值，如朋友需要安排工作、家乡需要建设项目、领导的孩子需要就读名校、地方领导到京后“想见”更大的 “领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