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打听”为上海方言，旧时指设在旧中国“租借”内的一种“密探”，开奖，是权势者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专以“打听”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抗议活动，可谓从下层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听”。

　　今天所谓的官场“包打听”，是指官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打探“消息”，并加以传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数“干部”。官场“包打听”，自然是“盯上”官场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且主要是从“上层”和“领导”中刺探消息，可谓“上源包打听”。

　　官场“包打听”打听什么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依据“信息”与“打听者”的相关性程度，可以把“包打听”者分为“一级包打听”（信息与干部本人直接相关，干部亲自直接打听者）和“代理包打听”（与信息相关的干部本人，不便直接打听，吩咐亲信代为打听，此时的打听者即为“代理包打听”）。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和重视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耐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上层主要核心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核心”的领导，越掌握着“核心”信息。“包打听”者就通过各种“关系”：或通过领导本人、或领导的家属、或领导的秘书、或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

　　同时，由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敏感”，希望晋升的干部往往不便“委托”他人代为打听，往往非常谨慎地亲自私下打听和疏通，是为“一级包打听”。只有亲自打听的“信息”准确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方能同样“准确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听”者急需的“信息”。

　　此类“包打听”者，虽为领导干部中的极少数，但是却为最普遍的“包打听”。预期竞争的“职位”越重要，竞争者越多，“包打听”者就越多，“包打听”者所下的“功夫”和“赌注”就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干部选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来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干部主要由“上层”任用的体制下，在中国官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中，此类“包打听”还是会有存在的制度缝隙和“操作空间”。

　　第二，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激励和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由于纪检监察组织多是查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方面的“负面”线索和问题，有“违纪和违法”嫌疑的干部，多不愿“自曝信息”或“自投罗网”，于是多派出自己的“亲信”，代为打听和试探，所以这方面信息的“包打听”，多为“替人消灾”型的“代理包打听”。

　　“代理包打听”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多方打听纪检监察中“哪些领导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举报的？谁在查办此问题？有什么人认识或可接近查办者？”等，以便“准确”跟踪案情查办的进程和程度，为“背后”的领导或“委托者”提供“准确”情报，也为“问题领导”决定如何“疏通关系、掩盖案情线索和材料、干预查办进程”等提供“可靠依据”。

　　第三，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在决定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下，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者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领导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运动锻炼？喜欢什么运动项目？是否喜好书法字画？往往成为各类“包打听”者酒桌饭局、茶余饭后的侦探对象和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