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报道可以，但不要提及具体名字，传出去不好。”51岁的村民罗书强说这话后很快又补充说，反正得病的人多了，也无所谓了，大家都彼此彼此啊，在一旁的不少乡亲都笑了起来。

　　罗书强是2015年6月查出来患有丙肝，花费了7万多元做了手术，在家靠打干扰素治疗。一年多时间，每隔一天都要打干扰素，药物的副作用让他感觉到四肢无力，不想吃饭。

　　罗书强是家里的希望，j2直播，也是主要劳力，现在得病了，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紧巴。罗书强说，他们弟兄四个，父亲患上了丙肝，大哥和四弟也都是丙肝，一个家族4个人都患病，而且四个人都是主要劳力，这让他们这个家族无法承受。

　　56岁的王来山身体瘦弱，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他家离罗书强家不远，四间土坯房看上去破旧不堪，家里十分简陋，柜子上放着各种药物。他的妻子是聋哑人，大女儿出嫁患精神病，小女儿也已出嫁在广东打工。农忙时他在家干活，农闲时到西安打工挣钱。

　　今年3月份，王来山感觉到自己心口痛，浑身发困，到医院检查说是丙肝，之后他又跑到西安复查确诊丙肝。“我家里情况就是这样，住院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没办法啊。”王来山说，为了治病，他已经花费了6万元了，除了向亲戚借的外，还贷款了3万元，现在他一边在西安摆摊卖水果，一边买药维持治疗。王来山说，他大哥也是患肝硬化去世的，当时是他将大哥送走的，他担心自己的病，假若有一天出事，真不敢想......

　　病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部分村民集体外出卖血

　　为什么在南湾村丙肝患者如此多呢？据村民们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处秦岭深处的商洛经济落后，不少人都选择外出卖血，上述提及的村民均在那个年代有过卖血的经历。

　　“我们这里相对贫困，那个时候由‘血头’通知卖血的人，然后组织大伙到商洛、西安、甘肃等地卖血。”王侃良和妻子丁彩凤卖血时还是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回忆，当时一个村子，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分批分期去卖血，几乎每个礼拜，村子都有人去卖血，一个人一次抽血300毫升就能挣到36元，一些村民由于挣钱没门路，就将卖血当成了主要家庭收入。

　　“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每次去的时候大家成群结队，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因为山里人也没有出过远门，还把卖血当成一种愉快的事情。”丁彩凤说，到了地方做完检查后，每次去将胳膊一伸，人家开始抽血。卖完血现场就把钱给了，给“血头”一定的提成，抽完血每个人还能得到被子、面包等礼品，村民们会将面包带回家给孩子吃，用卖血的钱补贴家用。

　　丁彩凤最后一次卖血是到甘肃天水市，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她在宾馆住了一个月，排队等候卖血，最后经过检查，医护人员告诉她，她得了丙肝不能献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卖血了。丙肝是什么病，当时丁彩凤并不知道，也就没在意。

　　卢淑侠当时也是和前夫一块卖血的，包括现在的丈夫也一块卖过血。她说，当时卖血有卖全血的也有卖血浆的，卖全血就是一次性献血，卖血浆就是抽完血后，提取了血液中的血浆，而将剩余的血蛋白又输回卖血者本人身上。

　　这种疯狂的卖血行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逐渐停息下来，这些卖血者也陆续回到村上，那时就有人感染上了丙肝，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将分离的血蛋白再输回

　　很容易感染丙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南湾村体质较好的村民先后在西安、宝鸡、渭南、甘肃天水和商洛进行有偿献血，特别是1975年到1985年之间有偿献血地方广、次数多，既献全血又献血浆，1986到1990年之间大部分有偿献血者因血液不合格被淘汰，1990年后有偿献血逐渐停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采血基本上不检测丙肝，技术手段各方面达不到，只是检测艾滋病和乙肝等。”商州区疾控中心主任王建军说，更严重的是采血时将血液中的有用成分取掉，再将剩余的血蛋白输回卖血者体内，这很容易感染丙肝。

　　“商洛血站是九十年代后续才成立，之前血液管理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医院需要血液，通过‘血头’找人，对献血者只做一些简单的检查。”王建军说，那时候经济比较落后，卖血可以带来不菲的收入，这样导致不少人去“卖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