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0月11日讯 记者余瀛波据国家质检总局今天通报，在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日前已向该局备案召回计划，决定自2016年10月11日起，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SM-N9300　Galaxy　Note　7数字移动电话机，共计19万余台，其中包含2016年9月14日公告首次召回的1858台产品。

　　据了解，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产品，由于存在异常发热、燃烧等问题，有可能发生起火等严重后果。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发生20起过热、燃烧事故。而据《法制日报》记者了解，自“三星爆炸门”事件以来，质检总局已至少两次对三星方面进行约谈。

　　质检总局在通报中称，开奖，为了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三星公司自2016年10月10日起已经停止生产、销售SM-N9300　Galaxy　Note　7数字移动电话机产品，并将采取以下两种措施实施召回：(1)免费为消费者更换为其他型号全新三星手机，并退还两个产品之间的差价，赠送购物券300元；(2)按照原购买价格全额退款，同时回收产品。三星公司承诺，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以上两种方式之一。消费者因配合本次召回所产生的产品邮递费用由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11日当天下午，三星公司通过微博就Galaxy　Note7燃损事件向中国消费者致歉，称决定在中国大陆地区停止销售国行版Galaxy　Note7产品，并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国行版Galaxy　Note7产品。三星在公告的开头和结尾均表示“诚挚的歉意”和“真诚的歉意”。

　　同日，三星公司对外宣布，要求全球的运营商和零售商停止销售Note7手机，并要求Note7用户们立刻关机，停止使用手机，其中包括持有原装手机或已完成更换的用户。

　　至此，从8月19日三星发布新款智能手机Note　7,8月24日在韩国曝出“首炸”，到今天为止前后共历经52天，此次事件以三星企业形象严重受损，Note7产品全部召回而告终。记者对话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刘兆彬 三星缺陷调查时间不会超过“速腾断轴门”

　　本报记者 余瀛波

　　10月11日，在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三星公司决定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19万台Note7手机。就此次召回事件，《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北京大学质量与法治研究所所长刘兆彬。

　　记者：一般在何种情况下，质检总局可以启动约谈和缺陷调查？

　　刘兆彬：启动调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发现有相关的伤害事故；二是有大量的相关投诉举报；三是国外有同类批量产品召回发生。这三种情况下，都可启动召回调查。

　　记者：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启动缺陷调查程序有哪些规定？实施缺陷调查的“主体”，一般由多少人、哪些人组成？

　　刘兆彬：在国务院令和总局令中，对调查程序都有相关规定。调查由行政机关组织，或授权委托召回中心进行调查。调查一般要有管理者、技术专家等人组成，必要时还要做实验室检验鉴定。调查的专业技术性强，情况复杂。要准确判断产品缺陷的具体状态、原因、责任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展开大量艰苦细致的技术工作。

　　记者：此次缺陷调查，atv，让人们想起了两年前对新速腾“断轴门”的缺陷调查，那次调查持续了1年。根据您的判断，此次缺陷调查的难度如何？预计可能持续多久？

　　刘兆彬：汽车产品技术含量高，情况较复杂，有时还要做实验室检验报告。对原因的技术判断要反复论证，时间可能要长些。而手机产品虽然有高科技含量，但比汽车还是简单些。我想此次调查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当然，搞清原因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记者：作为这项制度的始创者之一，您对当前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如何评价？又有何建议？

　　刘兆彬：召回制度是质检总局和有关部门共同创立的，我只是参与者之一。我国召回制度12年，成效巨大。3500多万辆缺陷汽车的召回，对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项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此方面，我有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立法，使召回制度系统化。目前的法律规定太零散，法律层级不高，覆盖面不广，操作性、科学性有待增强。

　　第二，加大实施力度，加强集中统一，规范科学。绝大多数产品召回，应是中央事权，不能遍地开花，省市县都各自为政任意召回。那样的话，就没有统一的大市场了。就是在中央层面，也不能几十个部各搞一套召回制度。要防止制度分裂症，防止条块分割。要细化召回程序、召回标准、召回监督等规范，以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为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