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不奇怪。对于都市青年而言，“家”和“居家生活”是一个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至少大部分——生活经验、建构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它当然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器物和言行，但整体却是高度抽象、不免于模糊的，恰似许多已经成“家”的受访者强调的那个“整体风格”，他们知道这是“家”的关键，却说不清那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是都市青年置身的各种空间中，唯一一个似乎由他们自主创设、体现其人生能动性的空间。惟其如此，他们才觉得，在这里面构建的人生意义，可以放心地去皈依。

　　因此，“父母长辈的支持”只是一个代表，所有可能戳破自主的想象、逼人直面其被动状况的同类因素，都会遭遇本能的回避，尤其是那些已经买房成家、开始由此确认自己的成功故事的人。这可以从其他的数据得到呼应，比如，受访者中收入越高的群体，越普遍地指认“家”和“居家生活”的精神功能：既然关乎“我” 的人生价值，自然是多一点自主为好。

　　从这个角度看，“居家生活”实际处理的，并非仅是都市青年的“家”内的事务和经验，也包括其家外的事务和经验。如果说，占据今日“居家生活”的中心位置的，是都市青年的那个内缩为单面之个人的“私”， 这个“私”就一定有一位孪生兄弟，一个同样富于“中国特色”的“公”。世界不是由各种“居家”活动单独构成的，人越是有意缩进自家的门窗里面，越说明强烈地感知到外面有状况。

　　从受访者对于各类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的应答，可以归纳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大致看法：自己住处的门窗墙栏，是区分私、公的最可信的界限；处置公共事务的各种方式中，“购买服务”可能是最佳方式；“食品安全”和“贪污腐败”是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庞大的农村人口”是否或如何进城，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未来中国会有危机，教育状况可能是一大触因；如果这四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未来很难“越来越好”——产业结构、城市化、创意产业、综合软实力；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城市化、土地、楼市，以及整个经济事务的政策作为；现在这样的房价太高了，应该下降……很明显，这些看法所构成的“公”的意识，在空间感、关注点、视角和思路等方面，都与那个单面内缩的个人相当契合。

　　但在这个契合之内，有许多更深的不合，甚至相悖。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上网频率越高的人，越可能相信“围观改变中国”，上网频率越是低的，不相信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越明白“国”与“家”密切相关，反而是收入低的人，多觉得关系没那么重要；越是处于收入等级的中间位置的人，越容易比两头的人悲观，觉得未来难以预测、可能很糟……

　　在此，笔者特别介绍这两组数据的相悖：根据收入而区分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阶层位置越高的，往往对现实和未来都不乐观；可是，根据自评而确认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越是远离“底层”的，多持社会将“越来越好”的判断。

　　显然，都市青年的实际感受和他们对这感受的主观理解之间，存在多样的差异。比如，直播，切身的经济压力令他们觉得房价太高，但他们依然正面评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运动，尽管他们同时知道，这运动正是推高房价的大手之一。再比如，社会实感驱使他们一路后撤到自家门口，甚至不觉得门外也有自己的权益在，他们却愿意相信可以用“消费”来满足公共需求，仿佛那些明显不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存在。至于受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的普遍分化，以及应对同一问题时的普遍的自相矛盾，更是将这种差异的微妙和强烈，显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可以从支配性意识形态和（广义的）主流媒体的作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差异，但事情显然比之复杂。更可行的分析之一，是考察都市青年在实际分享30年“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的多样状况。可能正是这一实际“分享”与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都市青年会形成怎样的“公”意识，或者说，这一意识会形成怎样的矛盾和张力。

　　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方向和视野中，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显出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它充当了都市青年的上述“分享”得以展开的主要媒介，也因此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深度运作的关键领域。正是二者在“家”中的持续冲突和交融，在最基础的层面形塑了都市青年的日常感受和公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