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秉德回忆，伯伯总是教育她和弟弟妹妹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无论是读书、参加工作或者其他方面，atv，他们从没借助周总理的特殊身份，这也包括了七妈。

　　新中国成立之初，伯伯不让七妈参与政务院的工作，当时七妈有君子协议，不与周总理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到妇联做副主席，定工资时报到总理那里审批，总理将其降到六级。国庆十周年，因为请的外宾很多，在天安门观礼台的人员名单中，伯伯首先划掉了七妈的名字。

　　七妈告诉他们：“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要以为我既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周总理的关系。这是党组织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在党内开会，会上反映的意见，大家认为应提选我。但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七妈这番掏心窝的话，让周秉德及其弟弟妹妹醒悟很多道理，也深感七妈的不易，更能深刻体会理解到伯伯对她们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秉德谈到了目前的反腐很有力度，某些官员腐败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重，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来看。总有一部分人在中央号召反腐后还在犯同类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存在侥幸心理。

　　周秉德表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个人服务的。她说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周秉德表示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地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应追求个人利益。所以反腐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们在思想认识及道德品质上的提高，需要首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应该有一些有力的机制。

　　将亲弟弟职务定低 不让孩子使用公家汽车

　　周秉德还提到，她是最先住到中南海伯伯家的，因为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实行供给制，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在身边的子女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前，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从事党的外围工作。解放后周恩寿找到周总理商议参加工作的事情，周总理便告诉他说：“你的工作不应该由我来定，应由组织来定，你先去学校学习。”后来，周恩寿就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几个月结束后，分配工作时，周总理就跟分配单位领导交代：“他是我的亲弟弟，分配他的工作应该职务要低，待遇要少。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像旧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追求高官厚禄。”周恩寿的职务低，分的住房就小，工资待遇又少，由于她们姐弟多，家里住不下，伯伯就让她搬到他家里来住。

　　周秉德还回忆起，有一年放暑假，同学们都收拾好了行李，在各自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大人来接，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有的是小汽车来接，有的是黄包车或自行车来接。当时，她的弟弟秉钧读小学三年级，妹妹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同学们陆续都快被接走完了，仍不见有人接他们，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见此情形，妹妹秉宜急得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宜！”然后，她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寄了出去。

　　信送得很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行李放在脚下，往家行驶。

　　到家后，七妈就迎了出来。搂着两个孩子说：“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们口气还挺大，竟要求派车去接。”七妈并没有给他们派车，并教育他们称，汽车是伯伯工作用的，小孩子不该享受。

　　周秉德说，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宜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为啥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七妈。

　　当了27年总理，一共只买过三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