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财富集聚现象的出现使得子女通过继承财产就可以轻易致富，使得一个人的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这实际上说明了贫富差距具有代际固化的特点，所谓代际固化，是指子代的收入和财产水平与其父代的收入和财产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父代贫富差距的特征会传递给子代。

　　中国近2000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加社会流动性，从而使得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固化。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只要通过总的来说还算很公平的科举考试，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为标准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因此深得人心。

　　不过，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特征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拼爹”、“富二代”、“穷二代”等社会现象就是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直观体现。一方面，富人的子女通过继承父辈财富依然保持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富二代”。在2015年中国胡润百富榜前100名的企业中，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的占比高达52%，而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前100名的企业中该比例仅为24%。由于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的财产往往由其子女继承，这意味着在中国富人的子女通过继承财产而致富的概率明显更高。

　　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其下一代很可能还是穷人。农民与农民工是典型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的子女由于机会不平等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这一现象是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突出表现。根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农民与农民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2014届高职毕业生中有52%的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且近四年来该比例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相比之下，管理层子女则较多就读于“211”院校，这说明农民与农民工子女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不仅如此，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

　　定量测算结果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日趋严重。衡量贫富差距代际固化一种常用方法是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如表2所示，该方法将父代和子代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针对中国的测算结果显示，对于收入处于后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仍处于后20%的概率高达0.42，而子代收入跨入前20%行列的概率仅有0.05，可见穷人其下一代很可能还是穷人。相比之下，对于收入处于前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依然维持在前20%的概率为0.43，而子代收入跌入后20%行列的概率仅为0.04，可见富人的后代更可能是富人。

　　衡量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代际收入弹性法。代际收入弹性是度量子代收入相对于父代收入变化程度的指标， 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代际收入相关性越高，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越严重。陈琳（2011年）计算了1995年－2005年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发现期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达到0.6以上。王美今和李仲达（2012年）采用1989年－2009年CHNS数据测算得到的中国代际收入弹性更是高达0.83。相比之下，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在0.4以下，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也低于0.6（见表3），均低于中国，这同样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已较为突出。

　　之所以富人的后代依然是富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遗产税的缺失。由于富人往往拥有巨额的财富积累，富人的后代通过继承父辈财富自然就成为了富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越南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征收遗产税（李永刚，2015年），遗产税提高了代际之间财富转移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财富向子代的传承。而中国遗产税到目前为止依然缺失，富人可以毫无成本地将财富遗留给后代，这也使得“富二代”现象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