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9月20日消息，陆步轩，1966年出生于西安长安，开奖，1985年以长安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北大毕业后在长安街头卖肉谋生的才子，2003年7月26日经华商报首次报道之后，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才话题的大讨论。

　　随后，陆步轩被安排进了西安市长安区档案局从事地方志工作。到区志办上班之后，他就把肉摊交给妻子打理，又于2010年给了弟弟，自己一头扎进了写书编书的工作中，甚至经常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

　　时隔12年，陆步轩在自己50岁知天命的时候，又爆出惊人举动。9月19日，他对外宣称“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把肉摊弄大了，和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赶互联网大潮，在网上卖猪肉。

　　近日，华商报记者专访了陆步轩。他说：“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看来，公务员还是没有卖猪肉实惠。我是单位里比较异类的人。现在，我这个异类的人，又异类了一把，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公职给辞了，要重操旧业当‘猪肉佬’。过去我是匠，卖猪肉的匠人，现在我想成为家，一个猪肉方面的专家。”　

　　谈辞职原因

　　华商报：你现在辞职，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考虑？

　　陆步轩：实际上，从我萌生辞职的想法到正式离职，也就3个月时间。递交辞呈是今年8月1日，现在已经获得区人社局批准。

　　2008年5月，我结识了北大校友陈生，他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养猪卖肉，我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业余时间就帮帮他。2009年创办广州屠夫学校时，没有教材，我就担负起编写教材的任务，至于兼任该校名誉校长之职完全是挂个名，利用我的影响力便于招生。

　　今年5月初，我应陈生邀请，利用双休日赴广州参加他的公司的活动，某网以“北大屠夫能生意与公务员兼顾吗”为题予以质疑，并指责区政府不作为，被国内多家网站转发，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区政府就派人调查我在企业兼职的情况。

　　我与陈生是校友兼朋友，朋友之间，帮帮忙很正常，他提出过给报酬，为避嫌我没接受，也没持有公司的股份，所谓的兼职完全是无稽之谈。调查倒是没什么事——本来就没有的事，肯定不会查出什么。陈生得知此事后，鼓动我辞职，跟他一起卖猪肉。鉴于公司业务拓展很快，为了不再给区政府及领导添麻烦，更是为了做成一点事，我慎重考虑后，决定辞职。

　　华商报：决定辞职，都征求过哪些人的意见？

　　陆步轩：决定之后，我征询亲朋的意见，他们众说纷纭，当然主要意见还是求稳，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况且公务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档案局及区志办的领导也挽留，劝我再坚持三年，工龄达到30年，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什么都不耽误。我权衡再三，既然去意已决，又何苦在意太多，蹉跎时日，徒增华发。征询老父的意见时，他倒挺开明，只是担心我走远了，怕他离世时我不在身边，毕竟他已经84岁了。我对父亲说，“不用担心，现在交通方便，万一有事，几个小时就能赶回来。”

　　谈担任公职

　　当时想当公务员是一种情怀，但公职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

　　华商报：此前的公职身份是什么？

　　陆步轩：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管理。

　　华商报：当初你开肉店能挣不少钱，但你却想要一份公职。愿望实现了，13年后为何又不想要这份公职了？

　　陆步轩：不是13年，应该是12周年。那时候，想当公务员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国家统招统分，而且是名校，应该有不错的归宿；但我运气不佳，以致沦落到街头卖猪肉。公职比肉摊的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而且受人尊重。

　　可是，真正上班之后，我的工资开始只有1000元，年收入万把元，这与我开肉店的收入相差甚远。2010年之后，肉店交给别人经营，没有了肉店的收入，仅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计还是有些困难。情怀实现了，但作为一个基层公职人员，收入低，工作辛苦，12年只休过三次公休假，忙的时候，周六周日都得加班。区志办虽然也算文化部门，但基层工作琐碎，整天陷在文字工作里，枯燥乏味，缺少提升，在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