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时间内，妥善完成对两起案件共265名涉案人员的处理，如何做到“又快又好”？辽宁省抚顺市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离不开他们对“四种形态”的探索运用。

　　2014年和2015年初，辽宁省纪委先后对抚顺市东洲区委原书记徐波、新抚区委原书记刘凯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2015年9月和10月，省纪委分别将两案涉案人员问题移交抚顺市纪委。当时恰逢中央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处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抓手。

　　截至目前，涉案的265名党员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员中，给予批评教育28人，占11%；给予诫勉谈话19人，占7 %；给予免予处分62人，占23%；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人，占52%，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人，占9%；待处理18人，占7%。

　　认真研判，统一把握分类处理

　　去年“十一”长假，抚顺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林旭几乎是在办公室度过的。“9月29日，我们开始接手处理刘凯案件143名涉案人员，但当时就是‘冷手抓热馒头’。”林旭告诉记者，由于案件此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省纪委把谈话笔录和取证材料移交市纪委时，市纪委工作人员对案情并不了解。“移交之后，我们感觉压力挺大的。”

　　压力不仅来自于案件本身。由于两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对当地来说不啻于“政治地震”，两个区的干部群众密切关注，干部队伍思想压力也很大，连区委、区政府的正常工作都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尽快且稳妥处理”，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

　　考虑到两案属同一市、同一时间处理，且两人都是在区委书记岗位上出现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抚顺市纪委决定将两案通盘考虑，由市纪委直接办理，综合平衡量纪标准。“如果交给两个区单独处理，不仅执纪力量不足，而且基层‘熟人社会’容易出现说情风，会影响处理进度和质量。”抚顺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鲁波表示。

　　为了“让手尽快热起来”，市纪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习领会“四种形态”的精神要求。同时，抽调得力人员，集中精力阅读案卷、提取材料、谈话取证、核实问题，分门别类区分不同问题，理清错误性质。

　　“涉案人员错误类型很多，具体情节也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即为职务调整晋升赠送财物行为、为谋求其他事项赠送财物行为和礼金错误，对为职务调整晋升赠送财物行为要从重处理。” 抚顺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邓子龙介绍，研判的时候大家反复讨论甄别，确保摸清、定准。分类完成，接下来就要确定量纪标准，根据“四种形态”的理念要求，市纪委确定了四个处理层次，即党纪政纪处分、免予处分、诫勉谈话、批评教育，同时，根据情节和数额，给予相应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严肃执纪，全面覆盖不枉不纵

　　“纪律是尺子，执纪必须一把尺子量到底。”林旭告诉记者，对每个涉案人员给予何种处理方式，他们都严格按照量纪标准执行，做到了“一个人没丢、一个人没跑”。

　　当然，处理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参与处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遇到困难最多的就是错误事实见面时。“有的涉案人员出现反复，对已经签字确认的个别违纪数额予以否认，试图减轻对自己的处理。”对此，市纪委一方面加强外围取证工作，另一方面多次与重点人员谈话，讲解有关纪律要求，对积极配合、主动交代问题并认识错误的人员，依规依纪给予从轻处理。

　　按照宽严相济原则，对于谈话核实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行为，市纪委则从严从重处理。比如，从东洲区涉案人员胡某的涉案金额来看，原本可以采取批评教育方式进行处理，但她拒不承认错误，且态度恶劣，导致核实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市纪委及时启动立案程序，确保了执纪的严肃性。

　　“运用‘四种形态’，绝不是无原则地放松、放水，与之相反，是越来越严了。”鲁波告诉记者，原来对有关涉案人员，一般只处理主要涉案人，其他都作为证人，不再处理，而这次全部进行了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都按照程序移送司法机关。包括对涉案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并没有以罚代纪，atv，2名行贿数额较大的民企负责人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人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无论是移送司法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诫勉谈话、批评教育，都是对犯错误者的惩戒，体现出执纪更严了。”

　　后续处理中，抚顺市纪委并没有停留在对省纪委交办的265名涉案人员的处理上，而是扩大寻找线索，确保执纪到位。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马浦华介绍，法院对徐波作出判决后，他们结合判决书梳理出一些案件中间人，进行集中排查，今年又依规依纪对10名违纪人员作出处理。“这说明我们不是一味求快，而是要保证质量，经得起检验。”马浦华说。

　　惩前毖后，atv，教育挽救党员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