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工厂从原来生产洁具（例如花洒）转型到无污染暖气片，需要花2000多万从德国和意大利进口整套流水线，这一度让赵照的父亲抓耳挠腮。“做我们这种企业的一般现金很少，都是举债经验，有收益再投入生产升级。但那时向银行贷款很难，跑断了腿也没用，就是不贷给你。”父亲只能跪求亲戚，最后有亲戚同意用自己的房产证作抵押，银行才放贷。

　　赵照从心里佩服父亲独自撑过那么一段日子。

　　他注意到，近年父亲抽烟变多，即便跟他聊天时都不由自主点上烟，聊两个小时，烟灰缸里已满是烟蒂。两鬓斑白的父亲逗趣说，戒烟的议程只能摆在退休后了。他知道，父亲暗示的无非是自己需要有接班的心，不能再吊儿郎当下去。

　　父亲原来经常跟赵照说，企业光靠一代是不够的。但当初赵照没把这话往心里去，他认为“管工厂太苦了，爸爸要熟悉每一道制作工序，但方方面面都要盯着，把自己累趴也不一定能管好。”

　　而在大学参与外企实践时，他观察到现代化企业当中人与人的“信任半径”是很大的，不需要总裁事必躬亲。

　　之前，他连父亲厂里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但今年暑假结束回波士顿之前，他多次去父亲的厂里调研。当初帮助父亲借贷度过危机的亲戚虽然早已“退出朝政”，但他很快发现了父亲亲力亲为的原因。比如亲戚有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被安插在厂里，无所事事。

　　在陈凌看来，家族传承涉及到的难题还在于如何将社会组织管理（家庭）和经济组织管理（企业）进行有机结合。

　　“将来即使接班，父亲肯定也会处理好这些问题再交给我。”但他也同时明白，如果父亲狠不下心变革，那下狠手的可能是自己。当提及“元老阻力”，赵照显出泰然，“家族企业里，元老不一定就是阻力，还是看人，”他说，厂里有个老会计跟着干了20多年，亲历企业走过难关，兢兢业业，从不言弃。

　　陈凌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家族企业在继任问题上，很少像西方的家族企业那样，在第二代采取兄弟姐妹合伙经营模式，而是将企业传给一个子女，然后资助其他子女创建新的公司，并建立一种互动的网络关系。

　　相较90后的年轻一辈，70后刘子阳当年的想法显得保守。刘子阳虽曾抱着旧思路去市场中试错，可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工厂帮忙、学习。终究他因“分家”难局离开老厂，但一直遵循着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延伸贸易，做起了跨境电商。

　　1999年，22岁的刘子阳大学毕业，浑身都是劲，他的父亲做暖风机起家，辉煌时年销售额过亿。“不管是去做接班人也好，或者是在一代的基础上自己去再创业也好，当时都有一种创业的心态。”

　　刘子阳描述当时的心理，“总觉得父亲的企业终究是父亲的，急需做出些成绩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于是一毕业他就“头脑一热”进入完全陌生的服装业，借父亲的资金开了针织厂，没开多久就发现产品完全滞销。“满脑子都是有货就有市场，j2直播，到我们真正进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已经早过了70年代供远小于求的红利期。

　　于是，他只能灰溜溜回到父亲的厂帮忙。他的姐姐、姐夫比他早两年进入父亲的企业，主做外贸，而他入厂则被安排负责内销。没有网购的年代，小家电早期的经营路径很粗放，占领商场，而且是一线城市的商场。刘子阳说，“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做品牌，只会打价格战杀红眼，后来就收到同行恶意投诉，说我们坏了行业规矩，人家卖199的，你卖99，搞得大家都没饭吃。”

　　被同行“打击”后，他却意外发现了那时并不流行却具有规模效应的电商渠道，“随便一上去就100多万订单，于是我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电商来。”但这一做，牵出了与姐姐之间的矛盾，电商不分内销外贸，一定程度上瓜分了属于姐姐的利益。“大家都涉及外贸业务，一些客户重合，客户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很快导致了2003年的分厂，父亲决定将儿子和女儿的利益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