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浑身尘土，上身是一件20年前买的中山装，裤子是儿子淘汰的，穿在他的细腿上，空空荡荡。旧布鞋鞋帮低，没遮住布满灰痂的双脚，即使在寒冬，他也很少舍得买袜子。

　　即使是跟儿子说话，他也习惯性地低着头，声音细而缓慢，大部分发话都以“咱不中”、“不沾弦”、“你说咋办?”等收尾。

　　他不能清楚地分辨哪些日子最苦。他还记得1959年，大饥荒，饿得锄头都扛不动。那时庄里常死人，活人也没力气埋人，尸体直接丢在红薯窖里。

　　他全身浮肿，一按一个窝，估摸着自己快要死了。这时，一群大雁飞过头顶，落在村边一块荒地里。能吃的野菜和野草都被人挖光了，大雁在干啥呢?

　　杨俊官挣扎着过去，大雁受惊飞走，地上留着一摊摊粪便。他扒开来，看到了尚未消化的粮食和草籽。

　　他吃了，浮肿消了不少。

　　49年后，他眯眼看着秋高气爽的天空，“你说，现在咋不见有大雁了呢?”

　　他觉得人能吃上白馒头就是天大的幸运。他说他从小不吃青菜，也少有机会吃肉。儿子杨新河说他想省钱，他不承认，“我就是不想吃”。

　　“大跃进”后，因不吃青菜的特点，他被村干部选去照料菜园。“别人去看，队长都不放心，我去看，谁都不说闲话。”

　　张小云在节俭上丝毫不亚于杨俊官。儿女们形容张小云的可怜，就一句话，“吃了一辈子剩饭”。

　　当第一顿饭剩下后，张小云保存到下一顿吃，下一顿饭往往又剩，周而复始，她就一直在吃剩饭。

　　吃窝头，吃剩饭，这对夫妻还是生下四男两女。在那时的河南农村，这并不鲜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小土坯坷垃建成的房子里。

　　六个孩子的命运，只能像村外的庄稼，听天由命。

　　曾经最爱三儿新海

　　六个孩子中，张小云最喜欢生于1969年的新海，他在儿女中最聪明，儿时又“柔弱得跟个女娃儿似的”。

　　在村民零散斑驳的记忆中，杨新海小时乖巧听话，腼腆。他放学放假回村，见到老人，会站到路边问候几句。乡亲们也喜欢找他玩耍。

　　他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还画得一手好画。村人判断画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像不像”。

　　村民王嫂还记得，那时，一到岁末，杨新海家总挤满求画的人。杨新海善画虎，上山虎、下山虎的体态分别，他说来头头是道，让众人颇为叹服。

　　对于杨俊官来说，儿子受人崇拜，他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在杨家，从来没人如此为别人所需要。甚至，杨新海落网后，杨俊官向来访记者提到最多的，还是“他画啥像啥”。

　　能在粗糙的白纸上画几只好看的老虎，并没有改变杨新海的命运。

　　杨家不是不注重教育，解放前，杨俊官的小富农父亲还不忘一年耗好几斗粮食，送他去附近大户人家办的国民小学读书。至今，古稀之年的杨俊官提起毛笔，还能很流利地写自己的名字，笔画遒劲。

　　当有了儿女后，农民杨俊官最大的理想，是将他们拉扯大。

　　而对子女的教育，杨俊官采取了自生自灭的方式，6个孩子只有杨新海读到高中。他从小读书认字，上小学报名，老师看他识很多字，让他直接从二年级读。这让杨俊官引以为豪。

　　但生活仍是窘迫。被抓后的杨新海曾告诉媒体，他很感谢管教给他买了两身新衣服，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事实上，也包括他的父母。

　　杨俊官说，新海小时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哥哥淘汰给他。

　　在十四五岁时，杨新海升入十八里外的油坊店乡高中。学校的伙食他吃不起。在一个堂姐家过道里，杨俊官给他支了个小煤炉，每月送粮送咸菜，让他自己做饭吃。

　　杨俊官知道儿子很憋屈，但他表示无能为力。在杨新海两年半的高中生活中，家里很少给他钱。他的学杂费和书本，大部分来自老师资助，他的成绩也大不如前。

　　这一切，都是杨俊官没重视，或无暇重视的。他难以理解儿子有饭吃，还会觉得“没脸在学校呆”。

　　杨俊官承认，他曾因为钱的问题，跟上学的儿子吵过嘴。回忆起来，他一再说，“日子苦呀，家里也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