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完全取缔掉了虚拟运营商和网络电话，也还存在一个问题，诈骗犯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人绑定的真实手机卡和银行卡。现在网上都有专门卖这个的，几百元就可以搞到，而且还有专门的人去网吧、劳动力市场等找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让他们帮忙办理，给他们50、100元。

　　当然，我也不否认实名制还是对遏制电信诈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还是坚持认为，实名制有必要更加深入，应该在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数量上进行限制，而且应该要严格控制随意办卡并且提供给别人的行为。

　　清华大学教师被骗1760万元，我认为是台湾人干的，而且作案地点应该是在东南亚、印度、东欧、北非等地，在当地租房子后招一批人马干。我们以前破的类似案件几乎都是台湾人干的，大陆人一般不骗这么多，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洗钱能力取出这么多钱来。这起案件破案难度会比较大，可能要到国外侦查、和当地警方合作。

　　借这个案件，我也想再强调下，网络电话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起案件看上去也是利用网络电话，改号成公检法号码，从而骗取到受害人信任。

　　买卖个人信息量刑过低 有时被抓后又放

　　上面提到了网上可以买到真实手机卡和银行卡，其实网上可以买到所有作案工具，也可以发布各种诈骗信息，我觉得这些企业都有必要管，不然就是在纵容。虽然说，这类信息有时候会伪装成普通信息，确实不大好查，但企业信息审核上本身也相当不严格。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信息泄漏。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接到好几通诈骗、推销电话，让我不厌其烦。这主要是由于信息诈骗太严重了，吃饭、旅游、买车、买房、买保险，这些都有很大可能造成信息泄漏，简直就是无处不在。

　　在打击电信诈骗过程中，我们也试图去打击买卖个人信息，但这一方面的量刑真是太低了（注：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现在网络的个人信息一条也就几毛钱，而且犯罪分子往往还会相互交换资源，多次倒卖。我们就抓过买卖个人信息的，atv，但是获利往往不高，有时都达不到量刑标准，抓了又放。我只想说，加大惩处力度很重要。

　　安溪这次有点冤 有地方比安溪还严重

　　这次徐玉玉被诈骗案，让安溪成为了舆论中心。而在我平时办案中，抓到的电信诈骗犯中，也有约七成是安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安溪对电信诈骗打击不足，相反，正是由于当地打击很给力，导致罪犯都不敢在当地作案，纷纷外逃，而我所在地方离安溪不远，打击力度也大，才客观上出现这样的数据。

　　我想要为安溪叫冤。从我的观察来看，电信诈骗现在是处处开花，每个省份都有。我也进行了比较，安溪打击力度相当给力，而一些比安溪更严重的地方，打击力度不足，当地人直接在当地建立窝点行骗，这和当地不够重视、警力不够有关。

　　就我自己的了解，安溪公安局局长在打击电信诈骗的态度上非常坚决，毕竟诈骗对于当地一点好处都没有，不仅不会提高财政收入，而且还影响当地形象。

　　我可以具体举两个做法来证明。从我和安溪警方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今年给每个派出所民警下达了抓获3个安溪籍诈骗犯的指标任务。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案发地点或犯罪窝点所在地警方才会介入电信诈骗案件，但安溪警方不一样，只要作案的是安溪人，不论全国哪里诈骗，他们都去抓。

　　应该会有些人知道，去年公安部曾经开展过一个叫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拔钉子”专项行动。这个活动中把全国8个县（市、区）列为重点整治之列，但并没有包括安溪。这从某种程度上，其实就反映了安溪在打击电信诈骗上的成绩。

　　说实话，我还挺理解安溪警方的。他们算很给力了，但其他地方打击力度不够，结果只能够是一些人选择外逃，到外地设置窝点。如果各地都能够重视起来，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说了那么多，其实想表达的是，作为专门从事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工作八年的侦查员，不是我们不想作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在我们办案面前有着太多或内部或外部的阻碍。这些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反映过，但都无疾而终。

　　面对着这些阻力，我很无助，无力。我自己没有办法让社会了解电信网络诈骗这种非暴力的罪恶，只能够希望借助媒体让更多人予以关注，推动各个不作为的有关部门有关公司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减少发案，减少侦查阻力。

　　（胡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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