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礼书院的规划，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学习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

　　看到这个培养计划，郑惟生觉得，读经之路可能会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个学派里的一个人。“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所有人都要往这一个方向呢？”

　　中山大学教授贺希荣也认为，所谓30万字的“包本”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

　　尽管外界对这些学生前途的质疑汹涌而来，书院老师裴志广却胸有成竹：我们这些学生可不是做老师啊，要治国平天下的！

　　按他的想法，文礼书院教出的学生，要么是像孔孟一样的思想家；要么是有思想的企业家；要么是有格局的政治家，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但实际上，书院里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业知识。裴志广告诉记者，书院里教的是“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

　　郑惟生也曾去见过王财贵，问到前途何在，王财贵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

　　记者探访时，正赶上书院放暑假。8月15日，剥洋葱在文礼书院里读到一些孩子的随笔，一个女孩写道，我体会不到生命的实感，我所接触的只是义理，根本没有去实践。

　　导师王财贵在下面的批注则多是，“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

　　一位台湾学生的家长告诉剥洋葱，已经有几位学生以生病为由，暂停了学业。“这些学生都跟王财贵有渊源，所以没有明确退学，都是请病假。”

　　书院老师裴志广承认，如今已经入学的33位学生，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家中都开了读经学堂。而在其他家长们看来，这些学生成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

　　回到体制教育

　　郑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包本”背完30万字。

　　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

　　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

　　有三、四个不能适应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自考，又回到学堂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