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主持修了一条从屯里到小学的路，将孩子们的上学路程缩短了30分钟。他还把读中学的女儿送到县里，租房，偶尔陪读，无论如何都要让她读个好学校。

　　对此，温江村村民评价说，杨成康进了监狱，就像“读了个大学”一样长了见识。人们选他当了屯长。

　　在距离中越两国边境只有30公里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杨成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风云人物。很少有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贫困村能像温江村这样引人瞩目。12年前，这个村子的19个年轻人在深圳制造了一起抢劫案，手持砍刀把一位受害者的右手砍了下来，仅仅是为了抢走一部手机。随后，温江村的秘密被发现了：当时村里的四五百名年轻人中，有100多人在做这样的“砍手党”，重复着辍学、打工、辞工、团伙抢劫的底层生存路径。温江村因此被冠之以“砍手党村”的名号。

　　杨成康则是核心人物之一。当年，他留着香港古惑仔电影人物“陈浩南”式的长发，在被判刑8年之前，一直被视为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砍手党”重要人物。

　　如今，这段历史都刻在了他的身体上。他外表粗糙，鼻宽唇厚，长发已改为平头，毫不引人注意。“砍手党”并不光彩的过去也真的砍下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掌粗壮，只是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了，另一只手上有两道明显的刀疤。过去的印记还隐藏在两只脚上，一只被完全挑断脚筋，另一只连着一些。

　　这些是在一次江湖争夺战中被对手砍断的。他的右大腿上有一个条形疤，是17岁时在村里帮人打群架，被对方用砂枪轰伤的；左边大腿也有一处枪伤，那是1999年拒捕时，被警察射中的。

　　10多年过去了，在广东服刑8年的杨成康已出狱回到村里，而昔日的“砍手党村”却更加寂静，重复着日益衰败的农村日常——抢劫从未给它带来真正的财富。

　　从县城到温江是一趟漫长而令人眩晕的旅途。汽车在山与山之间绕来绕去，窗外的景色优美而寂寥。

　　“如果石头能卖钱，那我们肯定发财了。”当地人笑称，家乡一无所有，除了连绵不断的青山。山峦和贫穷从不同维度包裹着温江村，把它围得死死的，10个屯散落在河谷间，寂静无声。村里的老人与小孩普遍最远只到过县城。在他们的大脑中，越南与省内的桂林、首都北京一样遥不可及。年轻人则散落在广东各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不断变换工作，却从未真正走进脚下的城。

　　多年以来，贫穷如温江村的地貌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这里的村路上堆叠着不同动物的粪便。因为缺钱，村子里大多数房屋红砖外露，窗户的位置留着一个洞，没有玻璃窗。虽然没钱给房子刷石灰、镶瓷砖，但家家户户都修了通往二楼的楼梯，等着哪天发迹了盖一栋“高楼”。房屋的高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一户人家因为修了4层高的房子而成为全村最让人羡慕的家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为了建一栋足够高的房子，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县城里做工一个月最多赚一两千元；到了广东则起码有四五千元。当地属喀斯特地貌，一锄头挖下去就是厚厚的岩石，收成不好。种地已是年轻人不会考虑的选项，他们绝不会把未来赌在农田里，田间地头只留了些年迈的身影，和他们弯成90度的腰。

　　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少了年轻人的村庄还是显得萧瑟无比。衰老的气息在早晨9点的阳光里漂浮着、下坠着。

　　冯成金独自坐在门口的板凳上，衣服很难辨认出初始的颜色，腋下和口袋处都破了洞，他时不时从嘴里吐一口口水到地上，脚下积了一滩，把土地染成深色。这位64岁的老人已经在这里坐了3个小时，还将像这样继续坐上一整天。一天过去后，他只是追随着太阳，把板凳从一边移向了另一边。

　　他身后的房子，是一生的荣耀。温江村很少有人家能够在空旷的房子里摆上家具，冯成金家却有一套沙发，沙发后面挂着一个“电脑数码信息历”，其实是一副挂历画，下面显示年月日和时间，画上有彩虹、向日葵、别墅和一辆法拉利跑车，最上方写了四个大字：幸福家园。

　　冯成金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因为中风，他只有半边身子能动，说话已不太清晰了——为这幅画通了电，“幸福家园”立马亮了起来，底下的日期也跟着闪烁，只是还停留在公元2010年。

　　那时，他还是温江村的支书，“说话声音大，吃得穿得都比我们好。”现任支书的儿子赵文学说，“他成天穿着西装，我们连衣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