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秀兰只比文家碧稍小，但一直称后者为“姑妈”，她和吴东文经常到文家碧家做客，亲自下厨，非常“入戏”。经过几年，文家碧充分信任二人，甚至从感情上已经完全将二人看做家人。

　　情况说明中提及，比如说某某活动或者某某接待的开支无法出账，又比如说文家碧想置换温江的房屋，但是一时间现金不够，这时吴、胡二人便会非常“识趣”地出谋划策，要么提出由他们公司赞助，要么建议用什么借口或者项目进行虚列。

　　文家碧的丈夫称，妻子曾带着胡、吴2人去考察要购买的房产，并带着风水先生一块过去看，没过几天，胡秀兰、吴东文就送来了30万购房款。

　　2011年，文家碧以其子缺注册资金为由,向胡秀兰索要人民币80万元用于购买“鲲鹏七期”信托产品。

　　另外，2012年，文家碧以到北京出差为由，收受胡秀兰人民币20万元；以感谢宁夏红十字会有关领导为由，向胡秀兰索要人民币25万元；以买车为由，收受胡秀兰人民币20万元。

　　“商机”

　　在赈灾家庭包采购业务上，文家碧暗示让特定的公司中标，收到好处费55万元；她将《灾后重建志》、《人道》杂志交给文某承办发行，从而定期收取本不应存在的“审稿费”13.05万元。

　　在红十字会的援建项目拨款中，文家碧发现了“商机”。

　　判决书显示，朱晓飞是四川省眉山市爱菲尔幼儿园的园长。2010年上半年，汶川地震两年后，她想为自己的幼儿园争取一笔捐资。

　　经过中间人罗晓娟的运作，朱晓飞的幼儿园很快得到了100万元的定向捐款。同时，她也收到了时任省红会常务副会长文家碧传来的要求，需要30万元去“协调关系”。

　　不久，文家碧便在自己家里收到了朱晓飞的现金。她从袋子里，拿出3扎捆着的人民币总计3万元，分给罗晓娟。

　　此外，文家碧还得到幼儿园一定比例的股份分红，一次6000元，一次1.4万元。

　　某建筑公司老板金伟也以同样的方式拿到了省红十字会对岳源小学的捐建项目。作为回报，金伟在文家碧家的楼下塞给她一个装着10万元现金的纸袋子。

　　资料显示，汶川地震后，截止到2011年3月底，四川省红十字系统收到了60多亿的捐资。它们分别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拨入、兄弟省份的转入和直接募集。四川省红十字会系统利用大部分资金开展了援建项目，据统计，总计实施援建项目4630个。

　　此后的一两年内，在“赈灾家庭包”采购业务上，文家碧暗示让特定的公司中标，收到好处费55万元；她将《灾后重建志》、《人道》杂志交给文某承办发行，从而定期收取本不应存在的“审稿费”13.05万元。

　　多位中间人在对检方的证词中亦表示，文家碧经常谋划控制招标工作，并暗示招标的利润空间大，只有找自己熟悉的人来中标，“我们才可以捞点好处”。时任省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喻欣称，他会拿走其他参与投标企业的资料、样品，以帮助文家碧暗示要关照的企业。

　　为了让红会资金“营利”，文家碧选出了定期存款利率最高的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安排下属将6100多万红会资金存入，并借机收取银行的好处费35万元。

　　文家碧所谓的“营利”收入，最终进入的是她的私人账户。

　　新京报记者梳理文家碧的十三项受贿事实发现，最高的一笔为183.04万元，分8次索取，最低的一笔为5万。

　　判决书上披露，省红会注入资金的卫校开学，文家碧打电话祝贺，当天下午便在办公室收到了校长的20万元现金。

　　2011年至2012年，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启蓉向文家碧推荐了该公司的理财产品，吴启蓉许诺“会感谢她”。随后，文家碧将省红十字会资金购买了1.592亿元的理财产品，先后4此收到吴启蓉共计74万元。

　　虚设捐助项目套现

　　原本属于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公款，被以各种虚列的名目，几经周折，返还到了文家碧等人的私人账户上。他们通常会选择在文家碧家附近的“循道茶楼”进行钱款传递，用布袋子掩住巨额的现金。

　　判决书显示，2010年10月，时任四川省红十字会辖下大英新区医院院长焦尚清找到了文家碧。他告诉文家碧，医院准备购买些设备，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文家碧很默契地支持了焦尚清。她从省红十字会以购买设备的名义给大英医院拨款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