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啊，一个那么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开工，事先没经过文物部门审批，也没让我们做前期普探。后来被我们发现了才叫停，这对政府和开发商都是损失。”井增利说。

　　诸多问题中，最让守墓人头痛的是人手不足。一个墓一两天就能挖开，有时候巡查发现盗洞并回填之前，洞里的文物已经被洗劫过了。

　　盗墓人掘洞、守墓人填洞，在这个反复斗争的过程中，大量文物悄无声息地流失。

　　与文物工作者的小心翼翼不同，盗墓人用打洞、炸药等粗暴的方法，极易对文物造成破坏。一些盗墓人只盗取他们眼中值钱的文物，随意丢弃或损毁其他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曹龙对澎湃新闻说，“盗墓的目的是利益，在掘宝的过程中常伴随着对墓地环境的破坏。即使我们在陵墓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得到的研究资料也很有限。”

　　井增利觉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文物。从盗墓团伙、中间商、拍卖行到各级文物市场老板，“利”字贯穿整个盗墓产业链。“像老陈和李所长那样，要是为了钱谁会去干？”

　　2016年元旦，李华民才成了李所长。担任唐定陵文管所所长后，工作跟以前做一般职员没多大区别，只是多了统筹和领导工作，责任更重了。而各文管所所长和普通人员在工资上没有差别，也无职务津贴。管理着定陵、丰陵、章陵三个唐陵和一个北周文帝成陵的唐定陵文管所，全所包括李所长在内仅4个人。

　　25年前，李华民高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

　　他每周巡两次墓，每次骑自行车绕十几公里。中间每经过一个古墓点，就下车前去察看，和附近的村民交谈了解情况。1994年，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近几年又换成了汽车。而每次巡查，单位只给发20多块钱的补贴，还不够油费。

　　对李华民而言，爬山是家常便饭。古墓周围的草和荆棘往往很高，地不平，摔跤是常有的事。

　　“有没有受过伤？”

　　“前段时间腿又跌了。”

　　李华民有些腼腆。谈工作情况也是问一句答一句，有些好汉不言当年勇的意思。

　　一线文物工作的作息没有规律可言。盗墓严重的时期，李华民要增加巡查的次数。发现盗墓的，管它是周末还是半夜都得往现场跑。深夜行动和通宵蹲守，李华民都经历过了。

　　碰上考古队白天来发掘研究，晚上停工，李华民就和同事开车去现场守夜，保证文物安全。在寒冬，坐在车子里的李华民又饿又困，他强打精神，一夜不眠。一个通宵，补贴也是20元。

　　“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我妻子很支持我的工作……儿子？儿子不会有意见，他小时候我还经常骑车带着他在山里转呢。”

　　李华民笑得很开心：“我儿子就是在这山里长大的！”

　　守陵30年

　　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井增利载着李华民和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唐丰陵所在的虎头山下。历经千年，虎头山下已不见一处足以展示帝陵辉煌的地面建筑。只有一块2004年立的石碑刻着“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帝陵（丰陵）”。

　　李华民指着虎头山：“山上的石头都是这几年回填的，以前很多村民上山挖石头卖，挖得连陵墓都露出来了。”

　　李华民和同事上去劝，村民嘴上说好，等文管所的人一走，又继续挖山。

　　西安石油大学调研团队2007年所做的《艰难的存在—唐十八陵现状调查》指出，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市场对建筑材料需求增长，石料、水泥价格攀升，“唐十八陵”所在各县“因地制宜”发展采石业。上至国企，下至村民个人，从机械化大规模开采到私人爆破、人工背运石头，“唐十八陵”遭到疯狂掠夺。唐定陵主峰被炸掉一半，直接威胁到定陵地宫安全。章陵、元陵的主峰几乎被夷为平地。

　　2004年，政府对唐陵进行封山禁采，采石行为才得到遏制。

　　离开虎头山，又兜了几里路，井增利找到当年丰陵神道上的一座华表。华表的柱身有一大截埋在土里，被损坏的柱头散落在黄土上。

　　他第一次仔细观察这华表，是因为一个业余文物爱好者。

　　1996年，参加工作第九年的井增利认识了62岁的黄濂。从辽宁省营口市物资局退休后，黄濂卖了房子，走访全国各地的帝陵和名人故居。1995年，黄濂写了一本《中国历代帝陵》，出书后继续从事帝陵的考察和研究。

　　黄濂第一次来富平是在秋季，那时井增利只有29岁。他们雇了辆三轮车去看华表，道路泥泞，有些路要人下车推，“路上还干渴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