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是全校近1000名学生中，60%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这个偏僻隔绝、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如今，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进城上学。

　　六年级（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只是，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一个人，一只球

　　下午3点，放学铃一响，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蝉声覆盖住嬉闹声，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由于“人多地少”，低年级的“小不点”基本上只在球场外围活动。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换人”。

　　对陶思芊来说，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训练用的“打气都能爆炸”的劣质皮球，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

　　经过1小时的训练，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她像男队队员一样，拧开矿泉水瓶盖，往脸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一记劲射、进球这种“很爽的感觉”。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和搭档马诗彤、马灵巧，偷偷用“马大姐”“陶大姐”称呼对方，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

　　这是一支“色泽鲜艳”的队伍。训练的时候，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红色、黄色、蓝色，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镇小学”字样。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

　　一墙之隔的校外，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无论是“家具城”还是“大药房”，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店面转让”。

　　“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马灵巧、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在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妈妈在县城卖过鞋，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

　　生活中，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早上闹钟一响，她起来做面条、蛋炒饭，端出冰箱里的咸菜。吃完收拾妥当，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

　　如今，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杂志上说，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来，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期待早晨的到来。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候”，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水泥地上踢球。

　　两年前，学校还没有球场。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总是带起尘土飞扬，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校长孙晓鸣承诺，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