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说到这里，可能还是有人会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之：法院自己纠正自己，不免有“护犊子”的嫌疑，能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

　　好吧，既然“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就到外部去找“包公”，不是还有检察院吗？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在本案中，于英生之所以能够沉冤昭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这么说又总觉得别扭，如果说检察院起到了关键作用，那“证据不足”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再者，这样的抗诉又为何迟到了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