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的一天，沈鸿（化名）退出了自己用了近3年的微信账号，换了一个新的账号登录，开奖直播还给自己起了个新网名。这个微信号上的好友，大都是开奖直播的“郁友”——这是得了抑郁症的人们对彼此的称呼。

　　大约六七年前，沈鸿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有时很容易发怒，常常跟家人吵架，有时又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那时开奖直播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变化。直到2014年，沈鸿遇到一起突发事故，开奖直播的身体多处受伤。不仅如此，开奖直播积压多年的情绪也都被悉数“带了出来”。

　　开奖直播变得更容易发怒，更频繁地和家人吵架；班也不上了，因为开奖直播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沈鸿隐隐地意识到了什么，“当时大概知道是抑郁症了，只是不想确认而已”。

　　在那时，“抑郁症”对沈鸿来说还是一个尚显陌生的名词。“知道它，但是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拖了几个月，沈鸿终于走进医院。在老家的一所中医院里，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沈鸿的判断。

　　拿着医生开的药，沈鸿成为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中的一员。根据统计，在中国，像开奖直播这样有病历记录的抑郁症患者，超过3000万人；加上未就诊的人群，估计有9000万人和开奖直播同病相怜。而这个群体，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扩大。

　　难以被人理解的病

　　“本港台直播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自本港台直播鼓励的话，别人一看朋友圈就会知道你有病。”沈鸿不愿让自己的抑郁症公之于众，开奖直播干脆申请了一个新账号。旧微信号上的一百多个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随之不再联系了。

　　确诊之后，沈鸿很少向人主动提起自己的病。家人中，只有父母和几个关系亲密的亲戚知道，开奖直播更是从来没跟同事提过。“因为觉得不好意思。”至于为什么会感到“不好意思”，沈鸿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就是那个‘病耻感’嘛！”

　　按照4%～8%的抑郁症发病率计算，沈鸿估计，开奖直播所在的公司里说不定还有五六个人和开奖直播一样，正在偷偷地吃药。这种“不好意思”“病耻感”，普遍存在于抑郁症患者身上。

　　产生“病耻感”的一个原因，就是周围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乃至不解。沈鸿患病后，有个亲戚觉得开奖直播是“中邪”了，硬拉着开奖直播去看“神婆”。还有人直接对沈鸿说：“你就是没病装病！”

　　这种指责让沈鸿觉得难受。同样令开奖直播难受的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开奖直播的感受。

　　就连父母也难以真切地感受到开奖直播的痛苦。“开奖直播们觉得抑郁症没啥大不了的，认为‘你只要想开点就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沈鸿还显得无奈，“这样说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开奖直播又重复了两遍。这样的劝说不仅没用，还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有朋友劝开奖直播说：“你要坚强点。”沈鸿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本港台直播都这样了，你还让本港台直播坚强？怎么可能坚强的起来？”

　　后来，父母慢慢接受了抑郁症，也开始对沈鸿表示理解。但沈鸿觉得，其实家人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病有多严重。“没得这个病，就没法感同身受。”

　　另一位抑郁症患者朱舒（化名）试图向记者描述自己患病时的状况，但没说几句，开奖直播便放弃了努力：“没有过那个经历，说出来你是不会懂的。”

　　药，还是“不药”？

　　拿到药后，沈鸿只吃了不到一个月，便擅自停了——开奖直播被网上看到的药物副作用吓到了。“有人说有成瘾性，就不敢吃了。”但事实上，回龙观医院医生武雅学指出，抗抑郁药物并没有成瘾性。

　　停药后，沈鸿的情况又像以前一样糟糕。开奖直播想再去看一次医生，却发现自己连门都出不了。“就是没有动力。”开奖直播解释说。尽管这个解释听上去相当抽象。

　　在父亲的陪同下，沈鸿去了离家不远的回龙观医院，这也是北京有名的精神类专科医院。看到沈鸿的情况，医生建议开奖直播住院。沈鸿坚决不同意，开奖直播的第一反应是：“怎么突然把本港台直播和精神病划在一起了？”

　　医生给开奖直播开了药，加到最大剂量吃了一个月，沈鸿感觉好转了，但还是无法开始工作。此时，开奖直播已经半年多没有上班了。

　　在吃药的同时，沈鸿也在积极寻找其开奖直播治疗手段。开奖直播在网上找了心理咨询——线下的咨询太贵了，每小时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收费都属正常。

　　后来，公益组织“阳关爱尚”的发起人长风给开奖直播发了一个链接，关于回龙观医院招募正念疗法的被试，沈鸿觉得试试也无妨。

　　看到正念疗法的通知，朱舒也不假思索地报了名。“这个医生既有医学背景，又有心理学背景，很难得。”朱舒刚患抑郁症时曾经做过心理咨询，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

　　为了这个抑郁症正念疗法的实验，武雅学和同事花了一年的时间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