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是指自我意识被集体性自我意识（collective self -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社会组织单元的个体关联其实相当薄弱，单元化的“封闭小区”消解了传统家族、职业等基础关联要素所组织的社区环境，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将传统“刚需”的邻里交往诉求变成了“非刚需”，而没有固化的环境作为支撑，现今的社交体系是十分薄弱的，随时都会土崩瓦解，城市的居民的群体意识便逐渐被埋没。“街区式住区”的回归，在打破物理层面那四面“围墙”的同时，有一个重要倾向是凸显居民的群体诉求，在祥和的氛围中凸显交往和交流的价值，将“小区单元”转化为具有粘度的“居住群体”，鼓励公民重新对公共空间、公共物件及群体关系产生关注，探索城市居民“公民意识”的有效回归。

　　物权与管理的博弈

　　美国的新都市主义社区长期以来是住区规划学习与实践的经典范式，作为“无围墙社区”的典范，除了合理的空间规划以外，他的发展背后更是基于稳定房税所给予的安保支持、土地私有化以及社区自组织等多个要素。街区式住区的落实在于两点，第一是平衡物权——对开发商而言，要妥善处理好完整的开发土地产权与切割的公共通道的矛盾；对居民而言，要妥善处理好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产权与管理界限的矛盾；二是管理闭环——有完备永续的资金来源消解安全隐患，有多级完善的物管体系来维系日常，有行之有效的社区-居民自组织方法来沟通协作，而这些仅靠《意见》的落实，是远远不够的，所谓“他山之石”，依然得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才能生根发芽。

　　规划与现状的鸿沟

　　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者而言，其实大家都清楚，街区式住区的落实难点上并非社区规划本身，而更多的需要上层面城市规划的合理支撑。新的街区式住区规划，其基础要素——小路网、便捷停车和层级化服务都需要在上位规划中加以落实，正所谓“有骨架方可填肉”；老的社区改造则更有难度，有内部通道的大社区改造开放尚且不易，更谈不上纯粹人车分流的“无车道社区”了。而与街区式住区规划设计相匹配的，还有宗地与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综合交通管制与单向交通组织的普及、社区协作与制度建设等多个现实问题，涉及的部门繁多，工种琐碎，实施之路任重道远。

　　简而言之，街区式住区的“鼓励发展”，我们更希望理解为一种普世意义上的公众意识觉醒，以及城市理性发展意识的回归，思路固好，前途漫漫。最后想说的是，《纲要》虽然是自上而下之纲，但真正想要见成效，社区的事，还是自下而上，真正交给属于它的居民吧，或许这才是一次真正的涅槃。

　　（徐伟，城市规划博士，HIC翰创设计 合伙人/设计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