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文件充分体现了对三十年来这场人类历史少见的“中国式造城运动”的总结、反思与展望，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

　　其中，文中提到“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一个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足够细节化的“社区建设”提出指导，这是一项罕见而又具有开拓性的行为。三年前之今日，笔者正在对扬州古运河边上某个片区的“社区开放化”做着针对性的设计研究，并已逐步付诸实施；五年前之今日，笔者参与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技术准则专题研究”中，对于“空间管制”和“开放街区”也正做着相应的分析，因此，针对当下这个热点，我有必要站在一名城市设计师的角度，探讨下其所言所指。

　　街区式住区——创新还是回归？

　　解放后，中国居住社区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开放化的50-60年代苏联式“大居住小区模式”、半开放化的70-90年代“工业+居住区”混合模式以及自90年代以来，以及伴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封闭小区模式等三个阶段。最初的社区，显然是具有开放属性的活力社区，在沈阳、武汉、洛阳等一五期间的“重镇”，我们依然能觅其踪影；而现在所指的 “封闭社区”，是特指从90年代商品房改革和城市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以后，单宗土地出让所确定的小区单元。此类小区是目前城市居住空间布局的基本单位之一，其特点是：限制进入、公共空间私有化、通常以墙或栅栏为界、以遥控门或有人看守的大门防止外人进入。据粗略统计，新建小区中被封闭起来的独立小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80%以上。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社区模式的变化本质上是由于土地改革、人口膨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管理主体变化所带来的。封闭社区的建设在消化激增人口，改善居民生活居住条件的同时，也逐渐导致了以下四大“城市病症”

　　1）城市交通阻塞：封闭小区用地规模较大，且禁止车辆穿越，破坏了城市应有的路网结构，减少城市道路系统中的“支路”，使干道交通压力过大，易引发交通阻塞。

　　2）社区氛围缺失：社区封闭不仅降低了社区参与度和社区凝聚力，而且还减少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往机会，传统的邻里关系丧失。

　　3）公共属性降低：社区封闭管理，导致公共设施分级配置不均，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4）街道活力丧失：封闭社区围墙边界减弱了街道行走的乐趣，减少了商业活力。街道突出了“隔离”而忽略了“共享”属性。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逐步成熟，21世纪初，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城郊结合部相继出现了一次性宗地面积达到500亩（约33.3公顷）以上的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住区开发项目，原有的单一路网的封闭社区模式已不能适应整体开发、社区营造以及分期实施等多方面问题，“开放式、小社区”的实践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

　　可见，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意见》的出台并非是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创新，而更像是基于现今社会经济环境下，破除上述“城市病症”的一次理性回归，一个50年的“轮回”，希望未来的城市建设在社区层面更多的是凸显其“公共属性”而非“商品属性”。

　　两点关注——街区式住区的背后内涵

　　其实，相对《意见》的细节本身，笔者更关注于“街区式社区”出台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演进，任何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的因素为之根本，从封闭社区到开放社区，物理属性的变化无外乎小区更小、街道更怡人，步行人群更多，但化学属性的“提升”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多个封闭小区所组成的现代城市本质上是支离破碎的，居住行为与城市生活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与必然性，空间并非场所，有气息、有文化的空间才是。这次《意见》的“破墙”，背后是对城市自组织方式不利的一种批判，把“街道还给城市”，说的其实是把生活回归社区，把场所还给居民，把活力交给街道，将城市建设的重心，从“空间生产”转变为“内涵延展”，这才是场所精神的实质。

　　公民意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