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爱霞说，农村过年有喜庆气氛，但是很多事情也让人看不惯。村上年年有人组织舞龙队，春节期间谁家过大事，舞龙队便会到家门口舞龙、放鞭炮。“不管你请没请，他来了总是添喜庆，过事的人家自然心甘情愿掏腰包。”他们还会到停着小汽车的人家门口舞上一阵子，“有的人挨不住总会给点，图个喜庆。”

　　“有点强买强卖，这就是农村，没办法。”秦爱霞说，也要理解，一年中村子里难得热闹几天。

　　看着平日里和自己一样在北京做小时工的小陈穿金戴银地在村里显摆，秦爱霞多少有些不适应。“去年她老公干了个收停车费的差事，累是累点，但一个月2万块。她今年回家这阵势就跟钱是大风里刮来的一样，他们在北京咋样我心里明镜儿似的。”秦爱霞心里想着，却不羡慕，因为她有自己的小算盘。

　　几年前，房价疯涨，周围许多亲戚都在北京或回老家购房。有人钱不够甚至来找秦爱霞拆借，这事反倒提醒了她。“我也可以买房呀，省得有人惦记我那点血汗钱。”带着好不容易攒的10万元，她果断在芜湖市买了一套两居室，“现在回想太英明了。”想想当时不顾家人劝阻，执意拿下的这套如今房贷已还清的房子，秦爱霞心里更踏实了，“他们可是没这机会了。”

　　回不去的家乡，无法接受的后生

　　每年回家，秦爱霞都会住在二叔三叔家，自己那三间平房的小院已荒了很久。“现在村里家家都是小别墅，气派得很。”她芜湖的房子以每月800元的租金租给别人在住，她总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小村庄去生活了。

　　和秦爱霞一样，自己那些在北京打工的堂弟堂妹侄子外甥也都纷纷不是在无为县就是芜湖市买了房子，“每年回家大家都挤在二叔三叔家还热闹。”秦爱霞父亲是秦家老大，去世早，二叔三叔自然担当起家族老大的重任，“二婶三婶人都特别好，总是早早就帮我们安排好住处。”

　　“三十晚上最热闹。”全家三四十口聚在二叔家吃年夜饭聊大天，媳妇、闺女收拾忙活，“一年里，一家人不就过这么一天吗？”秦爱霞反问着。

　　当年，儿子回老家上初中，秦爱霞一度想回去。她担心儿子成了电视上说的留守孩子。因为每次回家，她能看到真实的情况。

　　“孩子和父母之间就剩下钱了。”秦爱霞说，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责任交给了老人和学校。许多孩子只认金钱，不认父母。父母总觉得对孩子亏欠太多，也总是用金钱来补偿。“许多刚刚上初中的孩子染发、抽烟，追求奇装异服，打扮上甚至比城市孩子要过分。”秦爱霞不懂什么是“杀马特”，但她的描述和解释已让自己无法面对和接受，孩子必须有父母管。

　　农田早已给别人种，自己也不是生意人，家乡的小时工市场几乎为零。生存面前，只能舍弃。“幸亏我老公回家陪了儿子几年。”丈夫身体不好，他们商量，还不如回家陪陪孩子，“起码心理上对孩子有帮助。”秦爱霞说，“很多农民工子女真的是被毁了的一代。”

　　2014年，在安徽读高中的儿子高考失利，一度要来北京打工。秦爱霞犹豫不决，“夫人”知道后极力劝阻，并且帮她分析了随后的形势，这才让秦爱霞狠下心来多掏了3万元，鼓励儿子复读再考。如今儿子考上二本大学，秦爱霞对“夫人”心存感激，“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哪有那么长远的见识，其实老公回家陪孩子也是‘夫人’的主意。”

　　很多时候，秦爱霞一直觉得自己离不开这些服务的家庭圈子，“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眼界更不一样，比我的那些亲戚、老乡对我的帮助更大。”

　　去年儿子考上大学，秦爱霞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全村没几个大学生，我儿子真争气。”

　　以前和亲戚、老乡比较起来，秦爱霞总说自己是家族里最没本事的人，“那几年，服装生意好做，堂哥、侄子们出手大方。”她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寒酸。秦家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大多数做服装生意，有人甚至在北京买了房子，“但是，生意这种事真的不好说，现在网购那么火。”这几年，眼睁睁看着堂哥、侄子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大弟、弟媳忙活一年挣得比我多不了多少。”秦爱霞觉得小时工让自己倒是干得挺踏实。

　　接连几天，走过几圈亲戚，串过几家朋友。短则三五天，长则十来天，二叔三叔家又要恢复往日的宁静。

　　初八刚过，大弟、弟媳在芜湖的服装摊也开门迎客了，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残疾的小弟还是只能坐在轮椅上吃喝，除了金钱的帮助，秦爱霞像个多余的人，在大弟还未还清房贷的居室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