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同乡招呼秦爱霞替自己去做小时工，她去了并且干得不惜力，“那家女的直接就跟我说，下次你来吧，‘我跟你老乡说’。”尽管那位老乡总有很多干不完的雇主，但这事儿让秦爱霞忐忑了很长时间，“我叫她两口子到我家吃过好几顿饭。”

　　勤劳肯吃苦的“秦阿姨”因为好口碑很快有了固定客户，如今，许多人家已经跟了秦爱霞十几年，离不开、离不了。

　　她的两个重要雇主家住在北京城东，她在这两家干了十几年。其中一家女主人坚持让她称呼自己“夫人”，“夫人”的对门是温州老板。

　　“夫人”之前换过许多小时工，人很挑剔。“可是对他那个外国老头却惯得过分。”秦爱霞说，“夫人”早年留学美国，在那边嫁了这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老头。她第一次见到“夫人”时，“夫人”不到40岁，很漂亮。“先生”当时已经60多岁了，俩人唯一的儿子在美国，有时也会回来。“看得出来，夫人挺怕他。”秦爱霞用自己的方式解释着，“谁知道他们之前都发生过什么。”

　　“‘夫人’非常能干。”跨国公司公关部总监的位置，在秦爱霞眼里是了不得的事业。墙上镜框里，与“夫人”合影的重要人物偶尔也会出现在电视上。生活里，严厉、苛刻的“夫人”会给秦爱霞订下许多规矩，带着传授，也让她各种知识爆棚，“脸书”“推特”等“高大上”的词儿从“秦阿姨”嘴里冒出时，别的雇主被惊掉下巴的同时，她的表情自然平常。

　　“夫人”很忙，她请秦爱霞做饭、打扫屋子，还要照顾好她的外国老伴儿，“可是那老头特坏，做了很多对不起‘夫人’的事。”在秦爱霞嘴里，那个外国老头十恶不赦，“早些年，‘夫人’前脚出门，他后脚就会领回年轻的女人。”被老头轰出门对秦爱霞来说是好事，因为经常他也会塞给她一两张百元大钞并提出非分要求。“这些事儿，‘夫人’都知道。”

　　委屈、难过，秦爱霞向“夫人”请辞，都被“夫人”以各种好处搪塞过去，她知道“夫人”离不开她，生活让她也同样离不开“夫人”，尽管脾气不好的“夫人”有时拿她撒气，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外国老头更是“作得要命”，但秦爱霞想，“活儿不累，钱也不少给，忍了。”

　　离不开她，也让她离不开的还有对门的温州老板，一个在南方开工厂的生意人。温州老板一个月回北京不过几天，但他要求秦爱霞每天打扫房间，“他那人疑心很重。”却把房门钥匙放在老实可靠的秦爱霞手里。在北京的那几天他要求“秦阿姨”负责他的起居饮食，“可是他在家很少吃饭，所以不累。”温州老板离不开她，还因为“秦阿姨”能做拿得出手的家宴，让他宴请朋友方便了不少。

　　这两家工做下来，秦爱霞月收入已能保证拿到6000多元，“周末再做几家小时工，七八千元应该差不多。”

　　如今儿子考上大学，丈夫回到北京和她团聚，“靠给侄子看摊儿，挣点吃饭钱。”对于收入，秦爱霞还是比较满意，“卖力气挣钱，知足。”

　　“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

　　尽管很知足，但是每到过年回家，秦爱霞也总会纠结一阵子。和许多在外的亲戚、老乡比起来，自己多少有些寒酸。“大包小包都不算什么，现在红包的数字听着吓人。”秦爱霞说，“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尤其是春节回家，谁也不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过得差。”

　　平日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孩子留守，到了春节，大家都回来了，也便成了各家忙着婚庆嫁娶的良辰吉日。所以回家过年，礼金便是大头。

　　今年，秦爱霞给爷爷包了个大红包，办婚礼的堂弟礼金不能少，妈妈、小弟一定要再多补贴些，还有些亲戚孩子，秦爱霞伸出两根指头，“算了算，光红包差不多两万块。”

　　逢年过节，农村经济往往也是靠这几天获利。“年货贵得吓人，但这些都是必须的。”

　　曾经最苦的时候，为了躲避“年劫”，秦爱霞让丈夫和儿子到北京过年，尽管自己在胡同里租住的临建房才几平米，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否则，回去十几天就花掉了一年的积蓄。”后来日子好过了，秦爱霞觉得过年还是要回去，“要不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