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万亿财政投入绩效堪忧 医改升级可借社会力量

　　郭晋晖

　　从2009年到2016年8年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已近7万亿元。然而，财政对新医改的巨大投入却没有换来民众就医满意度的同步提升，医患矛盾亦未明显改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17日的“社会力量助推医改升级”研讨会上表示，医改已经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新诉求，政府不可能包办医改，必须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介入来促进医改升级。

　　在“三医联动，医保先行”成为医改方针的当下，医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也向社会力量发出“英雄帖”。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黄华波表示，异地结算、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智能监控、大数据利用等列入医保2017年工作重点的项目均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目前全国年均卫生总费用突破4万亿元，其中，由医保基金支付的约占1.5万亿元。这个1.5万亿元的蛋糕正在吸引资本的目光：海虹控股、平安保险、万达、阿里巴巴等涉足医疗业务的上市公司早已开始围绕医保服务链和产业链进行布局。

　　近7万亿投入被低效消耗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5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达到56400多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8%。根据年初预算，201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12363亿元。据此推算，从2009年到2016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将达到6.8万亿元。

　　新医改以来，各级财政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一直都是慷慨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

　　2016年的预算显示，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3%。各级财政医疗卫生预算安排比2015年增长3.7%，比同期全国财政支出预算增幅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3731亿元，比2015年增长9.3%，比同期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增幅高3个百分点。

　　数万亿元的财政投入加速实现了全民医保，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含金量，医保报销比例的提高也有效缓解了人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但各个阶层对疾病问题仍然焦虑不安；医生、医保、患者难以达成利益共识，医患矛盾突出，医院存在的过度医疗也是导致医保基金吃紧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功成认为，民众在医疗服务上的获得感与财政的巨大投入不相匹配的原因，并非是老百姓期望上升太快，而是公共资源在实践中被无效消耗或者低效消耗。

　　众所周知，财政对于新医改的投入有一大部分变成了患者不该吃的药和不该做的检查。医改中各种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公共资源浪费严重，不当医疗行为与药价虚高带来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不仅损害了医保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也直接损害了医疗服务与医药供给的良性发展，导致医患关系恶化。

　　郑功成认为，必须优化医疗机制，在不损害制度公正的前提下力求效率提升。当务之急是强化监管机制，atv直播，严格惩治医疗领域的腐败与违法违规现象。

　　郑功成说，当前不仅低收入阶层畏惧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即使是中产阶层也同样充满着不安与焦虑。下一步医改必须用确切的制度安排来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

　　郑功成看来，在医改分歧巨大并遭遇阻力的条件下，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市场主体参与医改是一条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医改，才能促使体制机制在变革中走向成熟定型。

　　医保借力完善监管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三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不到位固然是一大顽疾，但医保部门也应该反思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改目标流失等问题发生过程中需承担的责任。

　　从1998年至今，中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险计划，基本上实现了13亿人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

　　杨燕绥说，2014年之前医保只管基金收支平衡却不知道如何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医保部门作为医疗基金的守门人本应该构建抑制道德风险的信息系统，却受限于医保资金使用的信息不对称，医保只能站在医院门外和医生对话。

　　成都市医保局副局长狄进在17日的研讨会上表示，医保经办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服务能力不能适应群众对医疗保险服务可及性的需求；二是传统经办服务管理方式不能适应风险管控的要求；三是落后的管理型思维不能适应防控医疗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