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城市规划局将社区董事会的意见转给相关建设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在设施计划里面充分考虑和论证社区董事会的意见。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市长文书已初步遴选设施选址，则机构代表应参与社区听证会；如果文书没有提到选址，则一旦地址选定后机构代表也应立即通知社区董事会并参与听证。

　　第四，各社区董事会将意见呈至相应的区行政长官，区行政长官汇总后向上提议设施备选地址。

　　第五，一旦设施地址选定后，社区董事会有权设立一个设施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此后，纽约的邻避运动逐渐平息。这说明合宜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将中产阶级的"私性"转化为"公共性"的。

　　事实上，开奖，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有敢于担当，积极参与的一面。

　　长期以来，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检测空气中的PM10，按照这一标准，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尚可，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PM10检测往往遗漏了更可怕的"空气杀手"——PM2.5，也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PM10监测。直至2011年7月，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北京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之后不断地向各地扩展，上海等地区的PM2.5自测团队纷纷建立。一石激起千层浪，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空气质量，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

　　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就是这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力军。正是在"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的倒逼下，2012年1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时间表，PM2.5监测全国将分"四步走"。具体来说就是：2012年，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而2016年则是新标准在全国实施的关门期限，届时全国各地都要按照该标准监测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发布监测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产阶级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促成了公共政策的改变，使政府更加关注空气质量的改善和大气污染的治理，提升了城市社会的总体福利。

　　2013年1月，广州市环卫工人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问题而罢工，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州市民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通过公共舆论和现场声援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迅速介入，承诺大幅度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

　　上述案例均表明，中产阶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中产阶级是保守的抑或激进的，而应该考察中产阶级话语和行动的具体情境，理解他们与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互动。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复杂社会，任何简单化的标签和结论都是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