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上海一家公司准备将杨浦区某小区的闲置楼房改建成公办民营性质的养老院，不料却遭到了小区业主的强烈反对。5月，工程不得不停工。一些业主甚至将养老院称为"死人院"，要求"‘死人院’滚出小区"。须知，在其他国家，养老院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相类似，是一种深受居民欢迎的公共设施。

　　为什么这样一种有利于社区的公共设施会遭到居民的抵制呢？

　　该小区一共有269户住户，目前已有240户明确表示反对建养老院，原因有二：第一，相传养老院要设立临终关怀病房和太平间，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心情；第二，小区房价因此会被拉低，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遭遇抵制停工后，7月份，养老院筹建方强调养老院将"不设太平间或临终关怀场所"。然而，大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然坚持说，他们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的心理压力。

　　在这些理由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居民从风水的角度出发，认为养老院经常有老人逝世，这意味着阴气（一种传说中的负能量）很重，从而破坏社区的风水，不利于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个人运道。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显然毫无事实依据。但如果周边的居民都持这样一种风水观念，那么养老院确实会影响小区的房产价格。原本只是一种心理情绪，最终却带来了经济损失。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刚刚共享"业主"这样一个称号。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并希望亲自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为保护小区的绿地、驱赶不受欢迎的物业公司、阻止"磁悬浮"从小区旁边经过，或者成立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而采取集体行动，向基层政府、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展现自己的力量。但是，中产阶级的维权活动并不总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有时候也暴露了这个阶层的"私性"。

　　早在2012年，上海市民秦岭在微博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诉说自己癌症晚期的父亲在求医过程中屡次遭拒的经历。两天后，俞正声给秦岭回信，并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发表回信内容。回信中说："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之后，上海将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列为政府实事工程，率先在全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临终关怀科，开展居家和社区舒缓疗护。但是，"临终关怀医院"的建设却遭到了居民的强烈抵制。2014年，浦东新区新场镇某小区居民通过集体抗议让浦东新区老年医院的建设搁浅。多名业主表示，他们不反对建设临终关怀医院，但坚决抵制建在如此靠近小区的地方，"这不符合中国的民俗"。 "医院规划地块不仅紧邻居民小区，还挨着幼儿园和在建的小学，将来我们的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这样的地方，真的难以想象……"

　　风水！又是风水！

　　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私和狭隘的一面，虽然他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无可厚非，但他们也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妥协"的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很难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至少在现阶段，中产阶级身上更多地体现出"私性社会"的特征。

　　当然，邻避运动在当下中国日益盛行，也不能全部归咎于中产阶级的"私性"；其更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选址过程的程序正义缺失。有研究者发现，美国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邻避时代"。1980年以后，美国的邻避运动愈演愈烈，所反对的设施也从垃圾填埋场、焚化炉等传统邻避设施延伸到机场、监狱、收容所、精神康复中心、戒毒服务中心甚至公共房屋。尽管居民都认为这些设施对城市发展不可或缺，却希望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这种观念一度成为美国"1980年代的大众政治哲学"。

　　1990年12月，纽约市规划局颁布了《城市设施选址标准》（Criteria for theLocation of City Facilities），即所谓"平等共享选址程序"（Fair ShareSitting Process）。标准已于1991年7月生效。"平等共享选址程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每年11月15日，市长要公布一份城市设施需求文书，列出未来两年内城市计划新建、扩建、关闭或缩减的设施，同时配备一整套包含现有设施地址、规模及使用情况的城市地图。文书要求对所有计划内的市政设施项目进行投资预算和选址可行性论证，并举行市长发布会。

　　第二，报告发布后，每一个社区董事会拥有90天的时间做出反应，包括将报告通知社区居民、举办听证会和向城市规划局提交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