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大约1亿人口可以被归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个比例固然很低；但是，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十三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审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迅速中产阶级化。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追着《欢乐颂》这类弘扬中产阶级主旋律的电视剧；节俭不再是社会公认的美德，理财和提前消费才是值得提倡的，人手一个股票账户、人手一张信用卡。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是，用苹果手机、喝星巴克咖啡，去很近的地方都习惯以车代步，却又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大汗淋漓；他们喜欢自驾游或出国游，却时常会自嘲为房奴或屌丝；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虽然偶尔也会为自己拥有的小特权窃喜。

　　有人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寄予厚望，认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将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观察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保守的，他们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的改革，他们更多地是经济动物而不是政治动物。前者会注意到：基层人大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往往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环保运动和业主自治更是中产阶级彰显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舞台。后者则看到：中产阶级作为体制的受益者，缺乏改革的动机，他们很少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中产化，他们成为网络舆情的主导者，然而，声音很大，行动很少。中国那么大，似乎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经验事实为自己背书。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级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实际上，中产阶级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二是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理解了这三个面向，我们才能形成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性认识。

　　焦虑的经济动物

　　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作为单位里的骨干成员，他们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无暇参与公共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拥趸，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求稳定，害怕改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中，我们往往很难看到中产阶级的身影；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效果不彰，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又热衷于讨论政治，关注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政治事件，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与其说中产阶级不关心政治，不如说中产阶级缺乏低成本却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中产阶级关心房子，那是他们栖身之所，也是他们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中产阶级关心孩子的教育，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而尤其注重教育投资。身处一个经历了阶级重组的后发国家，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代中产阶级，50后、60后大多有着饥饿记忆，70后、80后经历了从匮乏经济到温饱经济的转变，他们习惯于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并且害怕失去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舆论的主导者

　　在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愤青"，二是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愤青"更多地活跃在网络空间特别是草根论坛；中产阶级则是大众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舆论。股市熔断机制、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背后都是中产阶级对于财产安全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