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一般性竞争行业，而财政发力主要偏重于民间投资涉足甚少的公共服务类部门，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难以形成共振。民间投资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度逐利性，与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相区别；二是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不强”的一般性竞争行业。今年1-4月，制造业中民间投资占比为86%，而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教育业等公共服务领域，民间投资占比均不及30%。后者无疑是财政发力的主要领域，这就意味着财政发力难以同步拉动民间投资。

　　其次，公共服务部门因能够提供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但民间投资在这些行业却面临着巨大的进入壁垒。从上市公司净资本回报率来看，2015年表现出较强盈利能力的行业依次包括：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建筑业。其中，前两个行业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属性，在人口老龄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背景下，有较大的需求缺口，风险较小且盈利前景良好，但民间资本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今年1-4月，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两个行业，民间投资的占比分别只有38%和22.9%；而政府投资的累计增速分别较民间投资高出8.1个和27.5个百分点。可见，政府不仅长期“盘踞”，且还在加速进入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高回报领域。在这些领域，也许正如克强总理日前所言：民间投资面临的问题，都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

　　最后，在高回报的非公共服务部门，亦出现了政府投资的大举进军。政府凭借背景优势“与民争利”，挤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上述提到的另外两类高回报行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并无垄断性质，也是民间投资能够进入的领域。但今年1-4月，在这两个行业政府投资累计增速分别高出民间投资24.2个和48.1个百分点。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属于近年来崛起的新兴消费部门，受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2015上半年民间投资曾有过一段突飞猛进的增长，但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占比却急剧下滑。原因很可能在于，政府投资参与进来后，民间投资在融资成本和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退出。建筑业依托于房地产，地产销售去年年初即已回暖，今年年初再现火爆，并终于带动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明显回升。与此相应地，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却从2015年2月52%的高位，先是下降到2015年9月的45%，再进一步下降到今年1-4月的40%。

　　图：政府投资在高回报领域“挤出”民间投资

　　从上述民间投资告急的三个原因出发，当前激活民间投资应当着眼于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这有赖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清过剩产能，释放稀缺资源。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阵痛”，但拖延的结果恐怕就是民间投资、消费等问题的渐次暴露，最终可能形成更加难以承受的“长痛”。

　　二是，民间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民间投资成本高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借贷利率偏高，这一点通过促使金融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有望得到缓解；另一个原因是民间投资的税费负担要明显高于政府投资，解决这一问题仍需借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减税降费、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提高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