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刚性支出看，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26205亿元，增长8.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67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农林水、节能环保和交通运输支出增幅均为两位数，分别达到17.1%、16.9%、11.5%、16.9%、26.2%和17.7%，财政“一增一减”的收支反差，彰显财力窘境。

　　有权威人士特别提到，中国正在进入20多年财政超收转换到收支反转的关节点，为了托举低迷的经济，今年又将实现局部减税向全面减税转换。减税清费必将带来财政减收，也将更加凸显中国的财政收支矛盾。

　　《财经》记者初步测算的中国减税账本表明：2015年支持“双创”减税约3000亿元。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等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80多亿元。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改革，若将营改增推到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型服务业涉及800多万户企业的四大行业，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瑞银报告估算，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再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中国合计减税规模约7437亿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表示，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效益持续恶化，为企业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是当务之急。除了通过货币政策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全面减税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本源之策，亦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第一要务。

　　按照中央此前的部署，2016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意味着更多的财政刚性支出。要完成大量“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安置、培训和再就业，都需要大笔开支。“仅广东就有2000家僵尸企业待清理，全国大约有2万-3万家僵尸企业待破产，对应的下岗安置、再培训等支出不是小数。”独立经济学者何志成表示。

　　面对政府财政吃紧，越来越多权威人士将赤字率视为打破僵局的一剂良药。他们相信，推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赤字率突破3%甚至更高，将是政府今后维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之一。“多重压力下，提高赤字率势在必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财经》记者表示。

　　《财经》了解到，目前市场对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托底经济仍有分歧。是运用赤字财政来扩大政府的项目投资，还是通过减税来支持实体部门的发展，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韦森更强调“全面减税”。他认为，如果政府能真正采取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就能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的负担。大量企业活了下来，熬过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梳理近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经济增速下滑，企业负债较重，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然偏高：前几年定为8%左右，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为7.5%，但GDP实际增长6.9%，政府税收的弹性系数仍大于1。因此，多位专家呼吁，考虑到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较困难，2016年的财政收入目标应适度调低，并真正实现全面减税。

　　贾康对《财经》记者分析，面对通缩压力，货币政策这一根绳子推动经济作用有限，需要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现在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认需求端，只是需求端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供给侧改革。”贾康认为需要各种组合，货币政策降准降息通道继续操作，财政政策通过机制制度增效组合在一起，才能见效。

　　马约3%警戒线争议

　　根据1999年实施的欧盟马约标准，政府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但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从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空间看，将赤字率提升到3%-4%比较安全，所谓“马约警戒线”并不是绝对的。

　　贾康也认为，赤字率3%并不是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只是当年欧盟成员国为协调各国的财政纪律以约束不同利益取向，形成的一个整数量值，只反映相关谈判主体的经验与妥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预警线在欧盟实际上已经全面失守，德国、法国相继突破；在欧盟以外，美国和日本纷纷突破3%的赤字率。

　　贾康认为，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阶段，有必要打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宏观调控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