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个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一样，中国是属于复苏最早的，那么就需要一些逆周期调整。人民银行于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国际上多数宏观审慎政策的内容是在后来分别推出来的。比如说巴塞尔协议III是2010年的时候出来的，其中含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垫，后来又发展到杠杆率、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融资比例等。中国最早面临复苏，之后容易转入刺激过度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比较早有这样的要求。

　　财新记者：当时还有一个提法叫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后来才改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词之差？

　　周小川：在2009年4月讨论的时候，大家提出宏观审慎周期性问题，应由央行负责判断，监管部门不擅长宏观判断；政策设计与执行应统一，如果把政策的设计、执行分开，肯定会不顺畅，但同时也要强调配合。经过大家讨论，最后把名字给改成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建议在巴塞尔协议III中增加资本缓冲等宏观内容，以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动进行调节。这就适当区分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的关系。

　　财新记者：2015年底，人民银行提出的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有七个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目前的这些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能满足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吗？

　　周小川：它覆盖了当前的主要关切，但对未来的发展来说，应该说还是不够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受制于监管协调等因素，而且，必要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也尚不充足，而这些信息和数据恰恰是开展宏观审慎评估和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强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性，防止出现缺乏沟通、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的情况，进而影响调控的效果。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有效的执行机制，防止协调成本过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还有所滞后。新调控手段的补充没有跟上，导致实施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性还不够强大。

　　财新记者：如此看来，宏观审慎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得好才能事半功倍？

　　周小川：总的来说，宏观审慎能够弥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的缺陷。在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盯着物价稳定，但是即使CPI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而金融监管的重点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是个体稳健并不等于整体稳健，金融规则的顺周期性、个体风险的传染性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过去，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数字人民币还有多远？

　　财新记者：1月20日人民银行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提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周小川：央行其实很早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货币从来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发展而演化的，从早期的实物货币、商品货币到后来的信用货币，都是适应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作为上一代的货币，纸币技术含量低，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

　　怎么取代呢？有几个思路：一种是模仿纸币，比如纸币之间的交易是匿名的，数字货币也想做成匿名的，这就促成了它的技术选择。但是纸币之所以匿名，最初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没有别的技术能保证大量小额交易的方便。当然也有人认为，未来的数字货币交易也是匿名更好，因为假设政府是有可能有失误的，则私人的财富和财富运用的隐私要绝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