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说中国要实施这样那样的外汇管制措施，其中有一些明显是谣言，用来在普通居民和一般贸易商中间制造恐慌情绪，以配合造谣者所下注的投机盘。甚至有些谣言针对的是经常项目，而非资本项目。比如有谣言称外汇局要对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加以限制，须知这是经常项目，一直是允许的，外汇局从来没有什么额度管制。资本项目上，企业的海外并购、设子公司和代表处也都可以走正常程序换汇。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不同，多数情况都是打信心牌。

　　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对于那种较为封闭的经济体是有效果的，而对于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则往往难以奏效，另外，资本管制对防止过度资本流入比防止资本流出更为有效。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比其他大国高很多，每年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额，涉及上百万家进出口企业，一年出境人口上亿，海外华人有5000万，外资企业资本存量过万亿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汇率和汇兑体制的利益相关方。任何不当管制都会给实体经贸带来不便和困扰，反倒会影响信心和国际收支平衡。更何况，由于开放程度很高，绕道而行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我们会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执法、管理和维护贸易投资便利化及开放度之间精心把握合理、可行的平衡。

　　探索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财新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

　　周小川：其实，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2009年G20峰会讨论并推行的，已不是一个新概念，再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人用了，不少经济体也都实施过类似的措施。但是，危机之前各方面更关注微观金融监管，忽视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央行不能只负责保持低通胀，还要保持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以防出现危机，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就已经成了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核心内容了。

　　危机爆发后，大家都逐渐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播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采取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问题。

　　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Macro Prudential Policy（MPP）”（宏观审慎政策）这一表述，这是一个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的总称，与货币政策是并列的。

　　财新记者：从2009年以来，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动和完善宏观审慎的体系建设，这里面经历了哪些探索的过程？

　　周小川：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多次说过、用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最初是在2009年七八月份开始着手研究推动的。当时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不一样，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究竟应该谁做也有分歧。在2010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用词，并在2011年初开始，主要依靠资本充足的自我约束和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来逆周期计算合意贷款，以及利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这是上一轮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声音试图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说成旧式的规模管理，把它说成是一种行政性手段。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理解。人民银行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没有太多激励约束机制，有的只是2004年确立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后来提出了资本自我约束的合意贷款规模计算，主要依据还是资本，但是资本里头引入了逆周期测算的因子。因此，这跟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致的，但是跟国际上的用法又不完全一致，也是结合了中国国情。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三期叠加效应会更突出。所以，目前搞升级版也是顺理成章的。

　　财新记者：从宏观审慎政策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中国走在国际同行的前列，这是为什么？

　　周小川：金融危机后，在不同国际场合，人民银行整理并公开发布了一些观点。其中关于纠正顺周期性，是我行在2008年11月份圣保罗BIS年会上提交的观点，认为经济领域中顺周期性因素太多，即负反馈不足，正反馈太多。那时，大家还没有明确使用宏观审慎这一词汇。后来国际清算银行（BIS）经过论证，说过去用过宏观审慎一词，可以把这个概念重新启用起来，同时把大家所说的正反馈、负反馈、振荡、泡沫、顺周期、逆周期这些含义都放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里，并于2009年4月提交G20伦敦峰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