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观察到的情况,一些出口企业受到预期的影响,通过结汇与否、何处结汇、延期结汇,在贸易方面做远期规避风险,调整投资时点、提前购汇等,都会影响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大量国内企业在国外有子公司,资金存放在境外还是国内,伺机而动,都比以前更方便。但出口企业毕竟是要用人民币发工资,支付水电费和购进原材料、零部件的,这种调整策略是会见底的,进口企业也与此类似。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某种预期之下会进行负债调整,主要是为防止美元升值而尽量减少或偿还美元债务,改为借本币债。应该说,中国是大经济体,外债也是不少的,2014年约8000多亿美元,一旦要调整,就会向央行大量买汇。相比之下,转为人民币债务融资也有条件,目前人民币贷款可获得性较高,价格也不算贵。这就是说,如果预期是对的,则负债方调整也无可非议,也是企业自主权。好在这种调整会很快见底的,外债都还了就见底了。何况,不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是要靠母公司用美元作贸易融资的,这部分量很大,不可能减到底。 为此,需要区分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两个概念。外向型企业的结售汇策略选择和负债结构调整是正常行为,属于利益权衡,总是会见底的。它的确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数字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数字,但不一定是外逃。 近期全球金融市场上不确定性因素多,和正常时期不同,确实有些投机力量在瞄准中国。正常情况下,国际投机者不会把中国当作攻击目标。中国经济体量大,资源多,跟中国拼,不容易挣到钱。事实上,中国过去许多年主要是资金流入,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热钱”,会择机撤出,没什么奇怪。
财新记者:您具体分析了影响汇率的两个主要基本面因素,国际收支平衡和通胀水平,但除这两项外,资本项目的变化对汇率的影响也很大。 周小川:对。资本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涉及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基本比较稳定,外商直接投资有些波动但基本稳定。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增多,这是政策放开和中国企业家逐渐了解国际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自然结果。当前增长比较快,这也是好事。 当然,我们也发现,有一部分人由于信心、产权保护、原罪等问题,在谋求海外移民、投资买房等;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收购企业,并不一定是因为比较优势转移或开拓市场,而是在中国破产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跑路”保护。 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放程度这么高,这些混杂在正常投资中的外流问题确实存在,也确实有改进空间,但和每年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量和数万亿美元的储备相比都不算大,估算时要有量级的区分。此外,随着中国法治进一步完善,有些问题会逐步改进。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坚定不移 财新记者:人民币汇率改革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和节奏推进? 周小川:未来汇率改革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我们也有耐心。我们希望“十三五”期间在汇率改革方面能取得长足进展,方向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价格,实现更有灵活性的汇率。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仍旧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首先还是强调市场供求关系,即便市场中存在短期投机力量,也还是要尊重市场,央行心目中并没有一个模型测算的最优汇率水平。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我国贸易和投资多地区、多伙伴、多元化的必然选择,过去做得还不够,比较多地看了美元,下一步还要推进对一篮子的倚重。我们始终认为,不能百分百地使用有效市场假设,市场有时会呈现缺陷,被投机力量或短期情绪及羊群效应所支配,我们的浮动汇率体制仍是要有管理的。我们希望并努力实现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是相互作用的。尽管均衡水平难以准确测算,但只有在合理均衡水平附近才会有基本稳定;错的、不均衡的水平不可能稳定住;同时,只有谋求基本稳定,才有助于探寻合理均衡水平,在大动荡、大乱局之中是不会有多少人注重经济基本面和均衡分析的。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