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企鹅桌游吧已经工作两年的乐天回忆，他至今没有看到一款令人满意的国内原创桌游作品。“可能有吧，只是我没玩过。不过很多所谓设计师做桌游只是为了给自己攒一点资历，国内很多设计师可能玩过几十款一百款游戏，把几个机制一揉，就做一个游戏了。不排除人真的有这个天赋吧，可它是真的不好玩啊。”

这种形态又会很大程度上限制桌游形成稳定的生产能力。赵勇权认为，由于单款产品回报率太低，原创设计师很容易流失，“做了一款产品，众筹一下，一看赚不了钱，就走了。市场反响不好的话很快就消失了。”

“一般启动一个桌游项目需要原型的成本、美术的成本和印刷物料的成本，每项都要达到 5 位数，但不是每个项目都能收回成本。”水水也感叹道。

赵勇权认为这是中国桌游产业初期发展阶段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大部分人是先做桌游吧或者说做下游的销售，然后慢慢的开始做一些连接，去自己做代理，引进和汉化，然后做多了之后就开始自己做原创设计，这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

然而，就算是做代理，他们的日子也未必好过。“我觉得我们公司说是不赚钱，但是也不能说是亏，基本上现在维持平衡，”出版商米宝海豚的 CEO 姚宗秀告诉《好奇心日报》，“现阶段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我们还在等待市场起飞。”

《三国杀》桌游卡牌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桌游本身在国内的接受度。

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桌游在中国市场的首秀与大学生和白领群体紧密相关。2006 年，中国传媒大学的大二学生黄恺根据美国桌面游戏《bang!》（杀人纸牌）设计出一款名为《三国杀》的桌游。这款玩法多样的社交游戏很快在大学里流行起来，黄恺以 79 元的价格将它放在淘宝上售卖，这些来自宿舍楼下复印店的卡牌被发往全国各地。

2007 年，黄恺和两个朋友合伙成立了游卡桌游工作室，开始专门从事《三国杀》桌面游戏售卖推广。通过网络销售和线下代理等方式，《三国杀》在大学生群体里得到广泛流行，并被视为年轻一代线下社交的全新形式。

到《三国杀》最火爆的 2010 年，这套卡牌已经累计售出 100 万套。但是，它所代表的社交属性和攒局文化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开来。

正如帝企鹅桌游吧的合伙人乐天所说，“中国人的休息时间真的太少了。能有多少人能拿出一天时间去放松，你得有闲工夫，还得愿意把时间花在桌游上，还得有一帮和你一样闲的朋友。你看看咱们，有几个人能做到？”

因此，在《三国杀》刚刚兴起的 2008 年，游卡就开始授权边锋开发三国杀线上产品《三国杀Online》，迅速将被《三国杀》吸引的玩家引至对时空要求较低的线上，而《三国杀》卡牌也就此式微。2014 年，据《三国杀》授权方杭州边锋公司的财报，三国杀实现的净利润已由 2013 年的 4000 万元下降到 900 万元。

同时，由于桌游吧硬件门槛极低，前期投入一般不超过 20 万元。如果不向专业方向发展，几十盒盗版桌游也足以吸引普通用户，它和产业升级必须依赖的中产阶层本身就有不小的距离。

帝企鹅桌游馆后厅

2009 年，上海市的桌游吧在三个月内增加了一倍，并在次年达到 1000 家，据称平均月流水过万。但 10 年过去，在大城市房租飞速上涨的情况下，桌游吧的单人消费金额涨幅却不超过 20 元。

这也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提价越困难，越难吸引对提价不敏感的消费者。在采访中，乐天谈起开在三里屯的那些狼人杀吧和杀人吧，“杀人吧能做到的，桌游吧都能做到，但它们均价却比桌游吧高出小一倍。什么东西一出来，都比桌游吧价格贵…… 还是一开始做低了。”

线下桌游吧处境窘迫，与国外类似的核心玩家消费比也不及预期。

DICE 曾转载过一篇名叫《美国桌游与千禧一代》的文章，提到市场调查机构英敏特在针对“千禧一代”的日常休闲方式的调查，判断桌游在“千禧一代”中受欢迎的原因是其较高的性价比。在这段话的末尾有一行小字：“此处针对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准。”

在中国，一款引进版桌游产品的平均价格为 200 到 300 元，与世界市场价格持平。但中国“千禧一代”（如果有的话）的平均薪资只有美国的 1/6。

社交推广困难、极度依赖公司文化，却又难以吸引中产消费，复杂因素交织之下，桌游行业的第一波热潮迅速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