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回头看看，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天真地以为以诚相待能促进沟通，结果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的一件事。当时，是被他的误解激到了。加上之前人大师姐说的“断章取义”，我只是不甘心让人想当然认为我们的报道会不客观、会对他们带来不良影响。更何况，为了体验真实的保录班，我已经打电话咨询了5家考研机构，实地参观了3家，并收拾衣物到文硕的集训营里住了3天。

通话结束后，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又解释了一番，就再没了下文。尽管电话里他已经说没事了。“装得再像真的，最后一步，还会心软。你一定已经被拉黑了。”这是我那天发的一条朋友圈。

（二）

是的，被拉黑、被拒绝，太正常了。

之前采访时，一晚上打了20来个电话，对方要么直接挂断、要么出言不逊。回头整理录音，大多数都是“哔哔哔”的声音。

室友经常感慨我的工作。但每次说起实习，我都说自己很喜欢现在做的事情，尤其稿子发出来的时候，有种成就感。只是不巧，每次我说完“享受”，下一幕就是如何“不享受”——接着找人，接着采访，接着被拒……

循环往复，还是乐意做这些事。不谈大的理想，只是因为很多时候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北京市中考加分乱象的报道出来后，家长群有人说：“感谢中青报三位记者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忙顶贴，说明他们的报道深得人心，中青报微博顶起来。”有人问哪里可以订全年的中国青年报，还有人说送面锦旗。虽然知道，家长这么做是因为这篇报道对他们有利，但是还是感到欣慰。

（三）

教育领域，是中青报关注的重点，自我入报社以来，小升初、初升高、大学学费、研究生考试都接触了。仿佛沿着一条完整的线，把国内教育的各个节点都挖了一遍。不同的故事反映着同样程度的悲痛，但个中滋味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我常想，有时候媒体也挺缺德的，需要素材的时候狠劲儿地问人家，等稿子见报了，就开始留意下一个选题，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只是，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它的角色定位也并非“帮忙办事处”。所以有时候我愿意以个人的角色，尝试着和他们沟通，哪怕是与稿子无关。

我一直觉得，本质上媒体就是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既然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吐露心声，那我愿意将心比心，以更真实的状态和他们对话，哪怕只是简单的一两句。

（四）

或许，这也是记者这个职业最有趣的地方所在。

去文硕考研班的第一节课，英语老师讲一篇阅读真题，延伸谈到不同的工作：“做什么都挺无聊的，就像螺丝钉一样，要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除非你以后做老师、艺术家，这些能接触到不同的人，有点意思。对，还有记者，记者这个工作好啊，自由。”

坐在台下的我，那一秒仿佛兜里默默揣了500万——哪怕我不是记者，只是个实习生——这样的经历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段时间，我的名字叫“刘佩”，是北京语言大学新闻学大三的学生，在距离2015年考研仅剩100多天的时候，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硕士。表现出来是那种随心所欲的人，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考不上我就去找工作。所以，我会不按时上自习，会抬头张望，会四处溜达——这样才能有机会、有时间积累素材。

为了防止差错，我在本子上记录着自己在各个考研机构留下的信息：在启航，我本科为湖南大学，要考中传2016级新闻学研究生；在跨考，我本科为大同大学，临时决定参加2015年考研，目标为中传新闻学——费尽心思“黑”两所母校，不过是为了了解基础不同、复习时间不同的人如何缴费、怎样被安排课程、保录的几率有多大。

也是沉迷于自己的演技，进展越来越顺利。室友、隔壁宿舍、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司机、班上同学、其他班班长、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路上偶遇的同学、来教专业课的研究生，能接触的人我都试着去问问他们的情况、感受。

那三天，时间好像倒退回两年前，我坐在大学图书馆，一遍一遍地背单词。或许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看到他们，我能明白一些表达不出来的心态。高价保录班的利益链上，培训机构是市场的产物，考研热是社会的产物，学生疯狂备考是教育的产物，单论其中任何一个，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教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