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三点外，韩春雨事件到此为止所体现的科学媒体关系也格外值得总结。“珍爱声誉，远离媒体”，看起来好像媒体成为了妖魔化科学家的利器，但观察韩春雨事件中的媒体表现，特别是具有报道能力的媒体表现，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媒体不但不会去主动妖魔化科学家，而且在总体上促进了此事件的阶段性的解决。

回顾韩春雨事件，我们看到，的确如《自然-生物技术》社论中所提及的，韩春雨研究被关注伊始，产生了多达4000份媒体报道（虽然很多媒体和网站不过是转载），期间大量媒体报道的确将韩的研究标榜为“诺奖级”成果，但以此来指责媒体捧杀科学家则并不符合实际。实际上，媒体并没有能力对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即便以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这个级别刊物的论文，每年也要有数百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就算做了新闻稿发布也不会被报道。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专业门槛（包括知识和兴趣）阻挡了媒体介入。

而媒体之所以会高调介入对韩春雨“成就”的报道，与开始时知名科学家的举荐，以及随后韩的成果被作为适应当时情况（创新大会）的政治符号不可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固然有媒体会拔高成果意义到“诺奖级”，但这种拔高恰恰是针对的不懂科学的公众，而后者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来在随后妖魔化科学家，因而将“珍爱声誉”等同于“远离媒体”实在缺乏证据。

另一方面，在多个实验室复制韩春雨研究失败，科学家们对这一研究的可信性窃窃私语时，恰恰是媒体介入，使得科学家质疑韩的声音被不断传出。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也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化戏剧性议程和框架，比如在科学界得出结论前，已经影射韩春雨研究可能作弊。但以此来批评媒体僭越职能则有点严重，因为媒体普遍依赖作为报道证据的，仍然是科学家中对韩春雨研究的质疑。

可以说，媒体对韩春雨事件的持续关心，促进了《自然-生物技术》及时启动调查。在韩春雨团队撤稿后，《自然-生物技术》及时刊发社论并翻译成中文发布，这也不是一般撤稿论文能“享受到”的待遇。还要看到，无数的科学传播研究表明，媒体报道科学时，是将科学纳入到自己最重要的公共议程中。像韩春雨“屌丝逆袭，有潜力问鼎诺奖”这种说辞成为媒体热点一样，韩春雨研究无法复制受到广泛批评则是让这个故事能延续热点的原因。再重要的研究，如果没有与公共议程的切合，也很难得到非专业的大众媒体的持续关注。

所以，客观地讲，媒体基于自己的议程设置需求，在科学家的“合谋”的情况下，首先“吹捧”了韩春雨研究，随后又促进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自身可靠性的行为。科学家不但不需要因为“珍爱声誉”而“远离媒体”，反而需要为了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声誉而善待媒体，让科学议程尽可能符合公众议程的需求的情况下，避免被媒体不适当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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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撤稿事件的体制性悬疑

在韩春雨事件中，或者说在很多涉及中国科学界不当（不一定是不端）行为中，媒体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在传统上，科学共同体仍然受制于强大的体制性因素，而体制维护自身政治合理性需求的力量，甚至是惰政不作为的力量，要远远大于科学界维护自身可靠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曝光”是推动解决方案形成的重要手段。

但在特定体制下，即便媒体“曝光”，其作用也仍然受限。在韩春雨事件中，在韩春雨一方撤稿后，河北科技大学随即启动“调查”。一直跟踪此事的读者会注意到，在围绕韩春雨研究是否能复制的舆论争端最为激烈的时候，河北科技大学一方也说过会启动相关调查，并公布了特定的时间节点，只是这些时间节点承诺要取得的进展无一兑现。何以如此？不消说，与基因编辑相关的巨额拨款和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这巨大的既得利益，完全可以让人们对批评更加麻木。依赖于行政体制对不当甚至不端行为的查处，最终要听命于层级体系中更高一层的人，而不是经由公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传达的公众舆论。遗憾的是，我们尚没有听到河北省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此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