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描写显示出，j2直播，调查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该刊既关注了包括媒体、同行研究和社交媒体评论在内的各种声音和信息，也没有让这些信息和声音形成压力，打扰对此事的处理过程。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自然-生物技术》的调查是在没有任何能影响作者行为的行政力量参与（或者说回避）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调查是在韩春雨所在的校方或科技主管部门都缺席从而无法形成任何对相关课题组有强制性指令（包括同行评议人），在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开展的，而从上面对该刊社论的引言我们不难看出，外部评议人在依靠外部数据和新提交数据的情况下，对该研究进行了独立而客观的评估。

区分是否有行政体制性因素的配合调查这一点很重要。我在此前针对韩春雨事件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维护科学可信性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所谓社会建构并不是社会虚构，而是说需要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而在中国，毫无疑问科技主管部门和科学家所在单位是这些社会力量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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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些行政体制性力量缺席的情况下，《自然-生物技术》仍然能推动各相关人士（主要是相关研究者）达成了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圆满解决方案，即便没有还原真相但足以维护科学的权威，这不能不说明以下事实：

首先，科学可信性的权威形象是依靠多方力量来维护的。各方形成合力当然最有利于此形象的维护。但在一些负有责任的角色缺席的情况下，按照科学的程序、追求科学的方法，仍然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然-生物技术》作为超级牛刊(2016年影响因子高达42，超过了Nature、Science)，其自身的权威性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权威性事情就无法进行下去。注意，事件中涉及到多位匿名同行评议人，他们任劳任怨，通常没有任何报酬。因为是匿名，即便是参与《自然-生物技术》这样的牛刊的同行评议也并不能让他们出名，确保科研的可信性恐怕是他们压倒性的动力。

其次，《自然-生物技术》这段详细的复述也让我们看到，对涉及数据可信性的科研评估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上讲，再多的外部复制失败也不能证明被复制的研究本身一定是假的。但通过对数据的对比、分析、合理的逻辑推断和对实验可能被污染等情况的合理假设，科学界仍然可以达成对某项研究是否可信的高度共识。

在这一点上，韩春雨基因编辑研究的撤稿，与几年前Science发表的由“砷元素” 来替代生命的六种基本元素“磷”的arsenic life研究的经历非常类似。这一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科研人员作出的研究发现，一种从加州Mono Lake湖中提取的细菌菌株（GFAJ-1），其基本构成元素没有磷，而是砷。研究刚发表也是引起巨大轰动，不就则遭到广泛质疑。后来介入调查的同行评议人倾向于认为是实验材料遭到污染，作者团队也再没有拿出可信的重复实验数据。此文被撤稿观察网站(Retraction Watch)认定应该撤稿，虽然最终没有被撤稿，但已被同行广泛视作不可靠的研究而不再被关注。

这种情况说明，学界形成广泛压力促成启动调查后，科学同行之间还是有多重手段来检验被调查研究的数据、研究方法和可信性。这一点不会因为被调查对象如何重要或如何被新闻媒体关注而发生改变。

第三，《自然-生物技术》对韩春雨文章撤稿事件的社论，也提及了社交媒体的正负作用。短短几年来，包括博客在内的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先是给人们极大的希望促进公众的民主参与。具体到科学界则是认为社交媒体会促进公众参与科学这一科学传播模式的发展。但这种热情因为实践上的不尽人意而迅速消退，而科学界对互联网参与可能带来的在科学求真问题上的“多数人暴政”则一直担心不已。从上述的arsenic life到这次韩春雨事件，我们都看到了社交媒体在推动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事件到目前为止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认识到，就总体而言，社交媒体并没有颠覆传统的科学界的游戏规则。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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