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自更：任何规则都是依据一定阶段的实践制定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些规则可能已经不适应了，这样就需要“适度的冲撞”去突破，证实它的不合理性，这其实是改革的一种方式，办报也是这样。“适度的冲撞”的存在，对促进媒体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冲撞”必须有相应的前提条件作保证，否则会招致麻烦。

新京报：这些博弈和冲撞带来的成效是什么？

戴自更：使新京报的特色更加鲜明，同时提升了我们新闻操作水平和把控能力。12年来，新京报成千上万的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发生一例事故，证明这种冲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

新京报：怎么定位新京报的存在价值？

戴自更：一些人问我，新京报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把这个国家看成一所房子，媒体也是家庭成员，其中一些成员把眼睛蒙起来，j2直播，一味地说好，还有些成员对什么都不满，想把这所房子拆了或者烧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家里把环境搞好一点，苍蝇、蚊子少一点，家里的人能平等相处，公平分享权利。我们不断地发声、提醒，是希望引起家长们重视，让住在里边的人能舒坦一点。

“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办报会经受煎熬，甚至要面对误解和敌意，孤独和痛苦。你有这种感受吗？

戴自更：有的痛苦其实还真不好跟人讲。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时代也不一样。一份报纸，12年来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客观报道，坚持说真话，是不太容易的，但我们做得还不错。该说的话基本说出来了，尽管有时候讲的不那么直白，该报道的也基本报道了，虽然够不上“报道一切”。我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当你过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再翻看这份报纸不会感到脸红，没有出尔反尔的东西，没有丧失尊严和理性，没有讲过假话，这样就对得起自己了。我不认为一份报纸的品格与办报人的人格是可以分开的。

新京报：你的朋友说，因为办报，你也得罪了不少人，失去了很多。

戴自更：得罪人肯定有。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很多人找来，有各种关系，如果都应承，报纸就没法办了。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除了上级主管领导，谁来说情一概不理，这样当然得罪人。中国是人情社会，你不给人家面子，别人当然觉得你不近人情，久而久之朋友来往就少了，不过这样生活也特别简单。等哪天退休了，我挨个去向人道歉，看看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新京报：就没有过妥协的“特殊时刻”吗？

戴自更：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任何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这么做值得吗？

戴自更：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吧？我想新京报能够走到今天，并小有成就，与我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自己不以私废公，报社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普通的采编人员，也都坚持遵行，报社的风气就很正，形成了良好的职业自律。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何况是自己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报社这份工作是有些苦、有些抑郁，但也满足了我不少欲望：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然日常也够养家糊口，我觉得是痛并快乐着。

新京报：现在，你觉得新京报的“初心”还在吗？

戴自更：这种初心已经融入企业文化中，尽管现在提及的时候少了。但每当重要时刻，这种“初心”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像不久前我们在天津港爆炸的采访中，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既有已在新京报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也有刚刚入行的90后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职业态度、奉献精神，完全就是“初心”的诠释。

新京报：这12年里，你从报纸的成长里感受到的喜悦时刻有哪些？

戴自更：前两天，与台湾的媒体同行交流，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新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感到很高兴。

每次有人肯定、夸赞新京报，都会感到喜悦。其实作为这份报纸的创始人，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培养了一批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精神、有专业能力的媒体人，他们无论还在报社或者已经离开，我想新京报三个字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打上了烙印。

“迎接一个传媒新时代的到来”

新京报：去年社庆时，你说“为了我们钟爱的事业，愿意赌上一切”，听起来有些悲壮。

戴自更：媒体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优胜劣汰大潮汹涌。改变自己，顺应潮流，也许有存续的机会，否则将退出舞台了。报纸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继续辉煌，相反曾经的辉煌可能是转型的包袱。一边是钟爱的事业，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中间隔着一条危机四伏的河流，止步不前注定死亡，贸然渡河存亡难卜，何况河对面的情况看得并不是很真切。这样的环境、现状，是有些悲壮。

新京报：哪个时刻让你深切感受到传播形式正在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