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自更：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媒体工作时，无法实现这种目的？

戴自更：感觉在之前的媒体，很多应该信奉的新闻专业标准并不被重视。看到的明明是这样，报道出来可能是那样；明明是常识，结果变成了绕口令；该报的不能报，不想报的要报，这个太让人难堪。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纠结，没有尊严。我觉得有时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谨慎过头和惰性使然。

新京报：那时传媒界的局面和氛围是怎样的？能感受到的最让你觉得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戴自更：当时媒体环境比较宽松，都市报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在广州时，订阅了南方都市报，感觉比较犀利又贴近现实，新闻操作跟我理想中的比较接近，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使用的版面语言，包括一些大型策划，都让人觉得惊喜并恰到好处。我好像找了很久，蓦然回首，atv，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因此对南方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和信任。

新京报：你当时是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创办一份全新的市场化媒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改革者？还是其他？

戴自更：从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改革者，也确实想办一份不同于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作为新京报这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创办人，我算一个开拓者。

我和我的同事遵从这个理念，改变了传统报纸的形态，后来一些都市报甚至全国性党报，从版面架构、版式风格、到新闻操作手法、报道角度，都有新京报的影子，可以说新京报对中国报业的进步是做出了贡献的。

新京报：你本人的个性，譬如别人经常提到“拧巴”、理想主义，这些在你办报的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

戴自更：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讲一个创办过程中最让你感慨的故事吧。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办报是“找死”。他们根本不了解都市报，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报纸比南方的要落后一个级差。印象较深的是，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新京报：当时会考虑到成败吗？

戴自更：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不断发声，是要建设它，不是毁掉它”

新京报：回顾新京报走过的12年，你觉得有哪些重大节点或是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因为经历得多，现在回顾，我还觉得报社的发展整体比较顺当，因为那些遭际都来自外力，报社内部的发展一直很平稳，尽管艰难困苦数不胜数，但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步伐也是坚定的。

新京报：你曾说，适度的冲撞，对办报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拓展，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