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100元当1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4]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