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100元当1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4]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j2直播,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