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呢？与苹果一样，Google 也赚了大钱。2013 年到 2017 年 3 月间，该公司创造了 1140 亿美元的运营现金流。它把这些钱分了多少给股东呢？与苹果 72% 的分配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oogle 仅仅分给了股东这笔钱的 6%。

　　苹果和 Google 采取的路径展现了对今日资本主义面临主要问题之一的两种不同回答。公众公司应该怎样处置挣来的钱？就算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投资和增长的盈利良机却从来都是稀缺的，这就引发了现金过剩。这种不平衡导致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堆积了 2 万亿美元的现金。

　　随着公司持续产生超出自身增长所需的利润，问题随之出现：谁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利润——经理人还是投资者？在 Google ，创始人和管理层行使着治理结构保障的最高权威，因此答案是经理人决定。而在苹果，由于缺少一个兼任经理人的大股东，投资者掌握了权力，因此答案是投资者拍板。（需要澄清的是，尽管苹果此前打消投资者顾虑的努力不再奏效，它仍然能支付得起研发上的巨额开销。）

　　这两家公司为什么会采取各不相同的方法呢？它们的两种策略，反映出的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回应：

　　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简言之，与业务规模尚小时不同，所有者现在不再是经理人。而当所有者需要将公司运营外包给经理人时，就引发了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当一个人、组织或公司（「代理人」）有权做出显著影响他人（「委托人」）的决策时引发的问题。

　　像苹果那样让投资者居于主导地位，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中一个层次的良策：让经理人按照所有者的指示行事。苹果不会把钱花在失败的产品（还记得 Google Plus 吗？）和经理人个人偏好的项目上，但却要面对大型投资者的约束力。个人股东可能无力（监督经理人），但大型投资者却可以迅速反应、制衡那些试图中饱私囊的经理人行为，如无意义的收购、过当的管理层补贴，或是奢侈的福利。而且，公司的利润毕竟在理论上归属于投资者，那他们凭什么不能决定怎么使用呢？

　　Google 管理模式的支持者担忧的则是另一重委托—代理问题。他们考虑的不是经理人会忽视投资者利益，而是投资者会忽视那些将获益于公司远期成功者的利益。专业投资者对于 CEO 来说是委托人，但对于其他股东来说却是代理人。

　　那些对苹果施压的风投基金是令人恐惧的「短期」投资者，它们只对快速营利感兴趣，不关心较长期的受益者（如退休金基金）的利益，而正是后者将资本首先分配给了它们。作为投资者，风投基金是没有耐心的，论者据此认为它们的短视会损害经济。

　　谁才是对的呢？哪一重委托—代理问题更令人困扰？比较股市回报是回答该问题的一种方法，尽管并不完美。而自上市以来，Google 的绩效远超苹果。但如果将时间范围限定在去年，结论就将被反转。因此，在未来的很多年内，我们都无从得知是苹果还是 Google 的财务策略更为精明。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策略对大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资本主义体制的目标是资本的高效分配，而当钱被用于最有效的用途时，工人就有更大概率迎来工资中值的提高。

　　谁来决定利润转用于投资的方向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两种体制下工人的收入。

　　如果由经理人对利润进行再分配，其优势在于可利用公司数十年来积累的能力和知识，劣势则在于经理人潜在的不良动机；而如果对利润进行再分配的是投资者，其范围可能更广，理论上会带来更多创新，但同时投资者缺少既有的组织运营能力，故可能受害于自己的短视。

　　即便认为劳资双方财富份额不均是有问题的（显然存在解决这种不均的其他策略），也要明白：经理人和投资者能否划清责任以高效分配资产，atv直播，对于能否尽可能将经济的蛋糕做大至为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尽管 Google 模式的问题很明显，它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苹果模式虽然也有优势，且股权回购分配广泛，但其实一样危险——也远不如 Google 模式那样被人理解。

　　那么，哪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会胜出呢？过去十年公司财务的主导模式是苹果模式。众多公司都通过股权回购分配现金，并借钱维持其高速分配。随着约翰迪尔（Deere）、IBM、安进（Amgen）、3M 等美国利益的忠实拥护者纷纷向投资者让渡了权力，直播，似乎杠杆回购也在以慢动作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