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的第 139 篇译文。本文原载于 TheAtlantics，作者为 Mihir A. Desai，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许辰扬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新、生活方式和未来商业。

　　译者按：作为当今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 Google 的差异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现有的比较多着眼于其产品、文化等外在特征；而本文中，哈佛大学商学院、法学院教授 Mihir A. Desai 另辟蹊径，从两家公司对待投资者的不同方式入手，运用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框架，深入分析了其背后不同的理论基础，指出苹果与 Google 的差异实质上代表了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模式的差异。

　　尽管如今人们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辨识下一个伟大的初创企业上，过去十年中，科技行业的标志性事件还是苹果和 Google 的崛起。

　　从创造的财富看，这两家公司无人能及。八年前，两者能未能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中跻身前十，市值加起来还不到 3000 亿美元。而今，苹果和 Alphabet（Google 的母公司）已经成为两大最值钱的公司，市值合计超过 1.3 万亿美元。从智能手机，到家庭音频设备，再到预测中的汽车，这两家巨头越来越多地在各个市场中发生冲突。

　　但苹果和 Google 之间最大的冲突却鲜为人知。在对待股东和面对未来的方式上，这两家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一个尽力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另一个将权力维持在创始人和管理层手中。

　　这两种矛盾的路径关系到的远不只是世界上两家最重要的公司，两者象征着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模式。而获胜的那种模式，将会塑造经济的未来。

　　2012 年春天，一位备受尊崇的股权研究分析师 Toni Sacconaghi 了一份深入分析苹果重大动向的报告。此前，他已反复与其他分析师一起推动苹果 CEO 蒂姆 · 库克考虑将部分现金储备返还给股东，这些现金储备在 2011 年底已达到 1000 亿美元。但库克和前任 CEO 史蒂夫 · 乔布斯一直反对类似的呼吁。用乔布斯的话来说，这样公司就能「有备无患」，并利用「更多未来的战略机遇」。

　　但苹果还有一个不能轻易返还现金的理由：由于 1980 年偶然在爱尔兰创立了苹果国际运营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其大部分现金都位于爱尔兰。从那以后，苹果在美国以外收入的大部分都进入该国，动用这部分现金意味着一旦它们回流到美国境内，将引来高额税收。

　　于是，Sacconaghi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苹果可以在美国借 1000 亿美元，然后以股息和股权回购的形式将其支付给股东。这一提议的独特性吸引了金融家的注意，达到了 Sacconaghi 预想的目的，增加了库克面临的压力。一周后，苹果作出让步，宣布了以股息方式派现的计划。

　　Sacconaghi 报告的影响并未在硅谷消退。三周后，Google 也做出了回应。当时，该公司在 2004 年上市时建立的股权架构已渐趋脆弱。根据最初的安排，Google 创始人可以保持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即便他们持有的股份随着新股发行而缩水。这么做的明确假定就是该结构将「保护 Google 免受外部压力，不受满足短期需求的诱惑而牺牲未来机遇」。

　　但到了苹果宣布派现的 2012 年 3 月，随着 Google 创始人持续抛售股票、Google 员工在薪酬计划（compensation package）中获发股票，这道抵御外部影响的墙已开始瓦解。在苹果对股东作出妥协数周后，Google 创始人宣布了一项防止类似情况发生的新股权结构。该结构赋予创始人的股份十倍于普通股的投票权，确保他们能专断公司未来战略；用创始人的话来说，这使 Google 「做好迎接未来数十年成功的准备」。

　　这些事件给 Google 和苹果带来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初期的标志性事件。苹果 2012 年开始支付股息的决定并未让股东们心满意足，而是引发了更广泛的反抗。多家风投基金开始要求支付远高于此的金额，其中有些还状告苹果，甚至提出了所谓「iPref」——一种新型股份，使苹果能以一种不会引发高额税收的方式派发大量现金。

　　在 2013 和 2014 年，苹果提高了其派现承诺金额。从 2013 年到 2017 年 3 月，该公司通过股息和回购方式发放了 2000 亿美元——根据标准普尔 Capital IQ 数据库中的数据，这相当于其同时期运营现金流（一项衡量现金生成而非累积盈利的常见绩效指标）的 72% 以上。苹果为了支付这笔钱举债 990 亿美元。Sacconaghi 的预期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