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到类似问题时，那些处于传统行业的企业总是用下面的例子来进行辩护，而且相当有效：你不能因为一个抢劫犯使用菜刀去抢劫而追责制作或销售菜刀的企业，也可能也很难因为电话诈骗而去追究电信公司的责任，只要它们在制作、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遵循相应的法律规章（程序正确）。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称为工具的中立性原则，企业宣称和从其实际受益的用户价值就是工具的功能本身，而并不涉及工具的使用后果。但工具的中立性原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类似百度或腾讯这样的情况，因为：

百度提供的用户价值是高效的信息连接，不仅包括可连接性和连接的速度，还应该包括连接的准确性，这些正是百度在中长期赢得竞争和获取商业价值的关键；也许作为通信工具的腾讯提供的价值和传统的电信公司有些类似，因此可以适用中立性原则，但作为社交网络和游戏服务商的腾讯提供的核心价值却带有明显的过程和后果相关性，它的主要商业价值也来自这些过程和相关性，因此并不适用工具中立性原则。

这还没有考虑腾讯作为一家以“赢得世界级尊敬”为使命的公司，从中获得竞争优势和在用户心中建立的信誉，这一信誉成为影响用户决策的重要部分，比如在王者荣耀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长与学校在最初的警惕性，等于其部分用户（小学生）的监护人将部分监护权让渡给了腾讯，而在最初腾讯似乎并没有当好这个暂时监护人的角色，即对出现的小学生沉溺尽早采取措施。

用户有理由从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司那里要求更多，毕竟大多数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网络效应之上，换句话说，正是用户的选择成就了成功者，但在一些公司那里，用户显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比如苹果的用户付出了高昂的价格购买其产品后，却沦为其继续榨取高额后续回报的工具，如它收取的高昂佣金分成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用户头上，对于那些支持苹果赢得系统级战争的开发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推动互联网巨头们的管理从私人自治转向社会共治的根本力量之一是，当这些公司从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后，从产业竞争向生态竞争的进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为它们的利益越发与整个生态（也包括社会和经济等）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这要求它们必须从生态的整体利益，而非仅仅是一己私利出发，并在管理上更加采取开放的姿态，兼顾多方声音。

比如，在王者荣耀的生态中，不仅包括腾讯自己，还包括苹果和安卓阵营的渠道伙伴，媒体，其他游戏公司，腾讯内部的其他游戏项目组，用户时间和钱袋子安排中的其他项目，玩家以及他们的社会属性相关者，比如小学生的老师和家长，用户在游戏世界里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等。

变化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社会的要求，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估中，直播，不仅个别公司的权重很小，就连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也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个。尽管不同的社会偏好不尽相同，但兼顾效率与公平和多元化的价值观、长期与短期利益，是人类共同默认的原则，为了对不同的指标实施有效管理，人类求助于政府和社会组织。

这就意味着，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阿里需要考虑比自身的经营更多的指标，比如总体就业、线上线下等多种生活方式的维系、财富分配中的公平、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创新的保护、经济体的可持续性等，而作为技术、社会和潜在的经济基础设施的腾讯，则除了阿里需要考虑的，还需要考虑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用户的时间和经济管理，虚拟社会的管理，总体幸福感的提高，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化，技术的社会后果等。

如果它们不能主动将这些指标纳入整体考虑，最终要么面临竞争地位的下降甚至丧失，要么面临政府或社会组织的介入——它们承担的更广泛的价值指标的监管者责任，让它们有足够的理由介入这些新的管理环境，毕竟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体系面前，互联网甚至经济都只是一部分。

当这成为现实时，过去那些支持了互联网繁荣的自由土壤将不复存在，法律和规章最终会赶了上来，想想那些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你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类似电信、能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领导型公司，它们甚至连自主制定价格的权力也会被置入政府的管理范畴，而这只是它们所接受的广泛监管范围的其中一个。

在经历了20多年的很少限制的任由互联网精英们跑马圈地的监管模式后，一些主要的经济体的政府都已经开始在改变这一局面上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