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管理硕士毕业的冯杰是在 2009 年加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最初的身份是“协调员”。当时山水刚刚成立 2 年，创办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山水原本只是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一个本土分支，后来独立落地，驻扎在北大校园内。这个生物多样性民间保护组织，在中国西部推动了好几个“生态特区”。

　　山水和关坝村一起制定了 5 年目标和工作计划，每年还会出新的详细计划——此时，冯杰们作为一个协调者的职责也就完成了。现在，村民只有在出大问题、或组织大型活动的时候才会联系他们。

　　“我们（山水）提供的资金是在减少，但我们的陪伴、对当地人管理能力、财务公开能力的培训是一直保持的。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的是人，而人的能力和决策决定了事情的效果。”冯杰说。

　　自 1994 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后至今，全国有大大小小数千个民间环保组织。尽管它们的共同目标都在保护环境，但具体的行动各不相同。

　　从植树造林到放归野生动物，都是早期盛行于环保组织以维系生态平衡的手段，前者最主流——一组来自“美丽中国环境论坛”的数据显示，2013 年，自然保护领域基金会 8 成资金流向了植树造林和草地管护。而后者，则需要放归者有一定的常识，对放生的动物是来自本土，还是物种侵略做出判断。

　　人们总将这些手段看做是“经济发展”的背面——城市化势必带来森林消亡，水坝和公路修建造成动物栖息地锐减。乍看上去，建设、砍伐、盗猎，背后都有一整套利益链条，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呼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以及倡导保护自然环境，把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的利益分割开来考虑。

　　诸如“山水”这样的 NGO，试图找出另一种补救方式。按照吕植的说法，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

　　三

　　2016 年，山水逐渐将支持资金减到最低水平，“村里的机制已经能脱离山水独立运作，他们的经济来源已经能够进行环保活动了，就连所有的监测都是村民自己完成的”。

　　“我们只是鼓励和支持当地村民保护自己的家园，提供技术和协调。当地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才能解决”，冯杰说。

　　这点和生态学家安东尼·辛克莱与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乔治·夏勒的概念不谋而合，“理想的情况是社区主动参与保护和管理他们的资源：保护最终依靠他们的意愿和参与。”

　　冯杰很明确山水以及自己的定位——当地居民才是主体，而自己只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四川生活的这几年，冯杰有一半时间都在和村民打交道，余下的时间分给了林业局和乡镇政府。因此，他得能听出村民柴米油盐背后需求的能力，还得掌握和合作伙伴的沟通方式，比如和乡镇政府领导喝酒的“硬本事”。

　　这几乎形成了他纵横捭阖的行事方式：“这样便于和地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把村民的想法传递到乡政府和林业局的脑子里，反过来，也是需要落实的。”

　　他认为，过于强势的环保机构，可能会脱离当地文化，还可能会破坏当地村民、政府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

　　“夏勒博士以前对我说，‘保护最终要靠人心的改变’，当时我年轻还不理解，总觉得应该用科学的办法，或者靠政策法律。现在可能保护成功的地方，都是人们想保护了，而为什么想保护，不是功利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现实的功利或者物质的功利。”吕植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有 4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项目。在四川，像关坝沟这样的保护项目，就有 300 多个，它们大多小而分散，面积够不上保护区的申请门槛。

　　但相比封闭的国家自然保护体系，它们更为开放。全国 2740 个自然保护区，大多基于对当地社区的限制或驱逐，留作动物的栖息地。而村民从世代居住地迁出以后，被限制进入保护区获取自然资源，又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容易导致当地老百姓对保护工作和人员的不满”，冯杰说。

　　国家的保护区无疑是最强大的保护力量，政府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但它们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1085 个物种中只有 66 个物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 5%。其余物种则散落在破碎的林间，遗漏在保护区之外。

　　于是，环保组织们对自然小区的调查和保护成了重要补充力量。

　　在更新迟缓的物种名录的对比下，民间收集的数据带来了很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