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东：对 CAD 的质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健康经济学角度。因为 CAD 的普及的话会带来大量的早期筛查，早期筛查之后实际上可能大量的是阴性病例。然后这个费用其实还是蛮高的，你为了发现万分之三的早期癌症，最后对一万个人都做了筛查。整体来说，CAD 对早诊早治肯定是有效果的，因为他其实能够解决受限于人工的一些漏诊误诊问题。现在的人工智能，包括整个影像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把这个成像和图像分析的成本降得越来越低，所以在我觉得人工智能的下一个贡献可能会把这个 CAD 的整个成本降得很低，然后从健康经济学角度变得可接受。

国内外环境差异

Q：国内外做智慧医疗不太一样，您回国以后的视角有何变化？对国内国外智慧医疗发展的差异化判断？

陶晓东：我觉得国内慢慢会过渡到所有的医疗数据归国家所有。现在国家的各种政策，是希望把这个数据集中起来，因为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些数据和数据交换的标准建立起来，这样做的价值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

在美国，所有的数据所有者是病人本身。然而实际上每一个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是建立在前面的某些人贡献出自己数据的基础上的。当然这里面敏感信息是另一回事，如何保证隐私的情况下把数据共享，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探讨，尤其是一些大病康复之后的数据更有医学价值。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向同一个方向去努力，最终的数据实际上是社会共有的财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医学研究，包括基础的科研，还有临床的科研，对医学领域的进展实际上是会起到一个加速作用。

Q：国内外都做智慧医疗的情况下，面对的挑战有何不同？

陶晓东：技术层面美国可能还有一些领先优势，但是在应用层面上已经没有明显优势了。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各个医院之间的这个信息的互通是一个问题。在中国相对来讲缺乏这样一个规范，所以在数据交换上会存在一些障碍。此外，在美国的话，个人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家庭医生，他基本上是你这个人的所有健康问题的项目经理，但是在中国，在家庭医生制度完善之前，实际上很难有这样一个人知道你所有的健康档案，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实际上是被分成若干片，这部分可能是我觉得近期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怎么样把病人的健康档案、既往病史做电子化、做规范化，然后去做数据交流以便进行更好的病情分析。

Q：讯飞会做哪些工作以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

陶晓东：第一是我们的技术做得比较好，第二是我们的产品设计过程充分考虑了医生的实际的使用场景，技术和产品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客户，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医疗机构认可我们，我们也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从而致力于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

Q：医院方面技术提供商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

陶晓东：现在的竞争激烈程度肯定要比 3、5 年之后要激烈得多，大家是都在都在用 AI，确实有技术在落地，也有很多实际上还处在研发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在推广的过程中，医生的主要经验是在临床应用方面，而我们的更多是在技术方面，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拉到同一个层面上去交流，让医生对 AI 既没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也不觉得 AI 对他的工作没有用。我们是努力的去发现真正能帮助医生解决临床问题的一些领域，然后在这方面聚焦，真正做到能够融入他的工作流程中去。所以推广中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和医疗健康这两个行业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医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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