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暄一样，从国内分公司调到美国总部的外国人通常以一种被称为 L-1 签证的身份来到美国，借助 L-1，正式受雇于一家公司的海外工人可以在美国工作。其中，L-1A 签证发放给管理层级别的外国员工，而 L-1B 发放给如李暄一样的技术性员工。

这类签证虽说没有申请数量限制，但由于是内部调动，使用 L-1 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期间不能换工作。在移民律师邱惠月看来，“L-1B 就像是现代奴隶一样，”他说， “L-1B 的技术人员没有绿卡的快车道，比 H-1B 更悲催。H-1B 有最低工资限制，能跳槽，但 L-1B 没有工资限制，也不允许跳槽。”

因此很多拿 L-1 身份的外国人会同时申请 H-1B，为自己做两手准备。而且，在 2012 年前，H-1B 签证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抽签。那时候，美国还未从金融危机中复原，经济萧条，atv直播，公司招人的需求极少，因此找到工作的外国人远比政府规定的 8.5 万个名额少。

2011 年李暄就利用这一“空档”办了 H-1B 签证。一拿到 H-1B，他就离开了微软，加入了图片分享社区 Pinterest。换工作并不影响他的绿卡排期，去年他已经顺利拿到了绿卡。

和张宜凌比起来，肖航和李暄似乎太过顺利了，毫不费力地就拿到了 H-1B，这让她有些不甘心。“他们长期就没想留下来，就想要一个体验。就跟我们当初留学一样，去看看美国什么样的，过两年再回来，”她说。

肖航在 Google 工作了 1 年半后，放弃了绿卡，决定回国创业做 VR 软件。对于他来说 Google 的光环已经有了，“待 1 年和待 2、3 年光环一样大。”

肖航为创业前后筹备了 3 个多月，在拿到 130 万美元投资的第二天他就辞职了。期间，他犹豫的只是 VR 软件该如何做，而对于辞职可能意味着离开美国这事，他毫不在乎。

实际上，他对 Google 或是美国都没什么留恋。这两年 Google 为了缩减经费，食物质量越来越差。美国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冲击，在 Mountain View (Google 总部所在地）的生活他大多跟华人在一起，毕竟光是 Google 的交大校友就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校友团，“交大的真的是不计其数，学长学姐一大堆，”肖航说。

因此当听到张宜凌三次没抽到 H-1B，被迫离开美国的复杂心情时，他虽然觉得可惜，但“不能完全理解，说实话，我本身不是很在意。”

Google 总部（图/Google Career)

如果真要为张宜凌的“为什么是我？”找一个答案，很多人都会把矛头指向印度人。

根据联邦记录，2014 年 20 个获得最多 H-1B 签证的公司中，13 个都是全球外包公司，排名靠前的是印度的外包巨头例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简称 TCS）、瑟斯(Infosys) 以及维布络 (Wipro) 等。

前 20 个公司获得了 3.2 万个签证，占了总数的 40%，而剩下一万多个雇主每人能分到的签证数微乎其微。

光是 TCS 一家公司就提交了 1.4 万份申请，其中 5650 人拿到了 H-1B 签证，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拿到签证数量的一半。

这些年，印度公司还掌握了在灰色地带操纵 H-1B 的方法。美国政府规定每名外国工作人员只能提交一份申请，但一家公司可申请的签证数没有限制。于是印度公司以低价拿到美国公司的合同后，会让几个公司同时申请一个职位，总有一个会中签。

每年 4 月 1 号申请开放后，这些印度公司会提交数万份申请。申请遵循先到先受理的原则，一周后开始申请的小雇主等于直接被淘汰。

最近几年，政府在五天内收到的申请数超额后，便停止受理任何申请。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以及上台后，多次提及 H-1B 签证制度中存在的欺诈和滥用行为。今年 4 月，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相关机构对 H-1B 签证政策提出变更建议。在美国公司应该首先雇佣美国人的前提下，确保这类签证发放给了技术最熟练、薪酬最丰厚的移民员工。

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这项命令针对的人群，但很多印度公司心虚了。“今年印度公司暂时收手了，很多印度公司准备好的申请都没有递交上去，害怕中签率太高会成出头鸟，”纽约的移民律师邱慧月说。

特朗普决定收紧 H-1B 和 L-1 签证 (图/wionews)

对中国学生来说，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申请数量减少了，坏消息是部分美国中小型公司拒绝招聘需要 H-1B 签证的国际学生。“他们被特朗普的姿态吓到了，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措施制衡请了外国人的美国公司” ，邱慧月律师说，“今年中国学生在找工作时吃了很多闭门羹。很多中小型公司表示你必须有绿卡，或者你以前就有 H-1B，没有的话就不谈。”

这会直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求职选择。但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H-1B 的存在本身就已经为中国留学生划清了职业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