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抽签所跨越的两年多时间改变了许多。这段时间张宜凌拥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成为一家精算公司的咨询师；顺利考取了精算师证；在较快时间内获得晋升；在同一届进入的精算师里，她的工作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 H-1B，这些都是好消息，但现在这些经历反倒成了她做决定的“绊脚石”——“越是被肯定越舍不得走，如果我干得不顺心，走就走了。”

2015 年，她的 OPT（学生签证毕业后的实习期）有效期即将过期，她没有下一次抽签机会了。

绿卡（图/migrationpolicy)

但未中签并不意味着就得立马离开，想要留在美国工作仍然有其他曲线救国的办法。

很多人会选择读一所不知名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借用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课程实习训练）的名头继续为当前的公司工作，照常拿薪水。

这类大学似乎专为留学生服务，他们提供全职 CPT，“学生”一周可以工作 40 个小时，集中在周末上课。很多人就通过这种方法在攻读“野鸡”硕士学位期间，再为自己争取一到两次抽签机会。

张宜凌甚至都打听好了湾区一所学校，但当一个朋友问她：“如果再挂 2 年 CPT，还是没抽到，你能承受这个打击吗？”

她愣住了。

那些为跨国公司工作的留学生还有第二条路，公司可以把他们派到加拿大或者中国分部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帮他们抽一次签。这也是张宜凌的公司提供给她的选择。

但她拒绝了。她的答复是：“所有的选择都让我再等一年，但我还是不确定明年的结果，还要再抽，我不接受了。”

等待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有时候生活中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决定，例如演唱会的门票到底要不要买，毕竟半年后她可能已经不在美国了。

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打击远不止如此。工作上，张宜凌面对一些长期项目时，她发现自己无法像过去一样专注，她变得漠然置之。“如果我做了这项计划，但我看不到它的实施，我没有什么动力”。

同样困扰她的是感情，和对待工作一样，她很难倾力付出。特别是当遇到非留学生的美国人时，“我让不让对方知道（H-1B)？我可以选择不说，但我们认知上不同。如果对方知道，他还能不能认真？ 如果他知道，但他不提供其他办法，那么还要继续下去吗？”

尽管身边的人都认为 3 年没抽到的概率很小，但在张宜凌看来每年都是独立事件，“ 每年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很无力。”

每年她都得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去加拿大我怎么交朋友？过一年就走？要是过一年我走不了呢？我到底给自己多长时间？这个点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能回美国？”

在面对自己不安感的同时，每一年她也会送走身边的朋友，“经历这些之后，我看不到什么时候能结束。 ”

第三次抽签时，她快满 25 岁了，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似乎受够了这种等待，“所有的不确定我尝试了 3 次，就这样吧，是时候结束了。”

她最终选择了回国，“回国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做完决定的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接下来我的生活可以继续了。”

在张宜凌做着艰难决定的同时，有 40 个和肖航一样的应届毕业生正兴奋收拾着行李，准备踏上美国领土。他们基本都来自交大、北大和清华，都通过 H-1B 签证从中国到美国 Google 总部工作。

Google 办公室（图/wpengine)

他们一毕业就能拿到连美国人都羡慕的薪水，去年他们已经在离 Google 总部不远的地方买了新房，“双码农很容易买房”，25 岁的肖航说。

尽管比张宜凌晚到美国 6 年，他们马上就能拿到绿卡了。

在肖航看来， “美国梦就是有房有车，我们也都有了。”

李暄也是这类后来居上的人之一，他在清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在中国微软工作了 2 年，2011 年通过内部调动加入了微软西雅图总部。

据李暄估计，每年和他一样从中国微软调到西雅图的大约有 200 人。这种调动很常见，光是李暄那一小组的 10 几个同事，现在 80% 都在美国。2011 年前后，对于工程师来说，美国仍被看做是更好的选择。

“美国梦” （图/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