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作者温淑萍，关注医疗服务、医药产业、医疗器械新科技、食品等大健康领域；擅长调查、深度、人物特写等报道。微信公众号：大健康Lab。

从去年到现在，全国各省纷纷成立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相关类培训也在上海、北京多起来，包括各省药物经济学培训。

随着医改的深入，药物经济学将为医保目录评审、招标采购、价格谈判等国家医改提供工具、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药物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和方法体系，在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各省医保支付面临压力巨大背景下，“经济性”随着去年9月30号文件的颁发，被提到了第二位。之前在第三位。

现在，药企圈内几乎有一个共同且让人害怕的头疼问题——被医院停药。

目前，全国各地医保中心对医院用药有总量控制，一旦超过就不予报销。不报销，院长就会焦急。所以，大多数院长，每个月必看的是院内处方用药排名。当院内用药接近医保中心给的用药指标红线时，院长便下令，停用院内排名前十的处方药。

此时，被停用的药企们慌了。如果停用2个月，亦或多个省份同时停用，或许数亿的销售额就无法出现在年终的业绩报告里。

这一现象不断出现后，药企们呼吁，此种停药方式，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药物使用评估手段。药物经济学迎来发展空间。

事实上，去年9月30号文件颁发时，第一条变为：为人民群体提供安全、经济、有效的药物，当社保文件首次把“经济”放在“有效”之前时，整个舆论界反应巨大。普遍认为，随着医改的深入，药物经济学将为医保目录评审、招标采购、价格谈判等国家医改提供工具、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时至今日，全国各省纷纷成立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而医药圈里的经济学人士们，结合自身的工作，已有观点的积累……

药企里的经济学人

董鹏，辉瑞中国药物经济学及结果研究总监，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辉瑞、赛诺菲和强生工作。

据了解，他其中一部分工作是，负责产品的经济学研究和准入支持工作，其中包括设计实施药物经济学研究、新产品的评估、国内外卫生经济政策分析和解读。他也是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会员。

药物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和方法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诞生。经过30多年的学科发展和实践检验，药物经济学基于“药物价值”的客观评价方法，在全球成熟市场获得广泛应用和认可。

2016年9月30日，《201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该份文件要求2016年底前完成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2017年修改完善基本医保用药管理办法，并逐步建立规范的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即医保支付价的制定。当该文件首次把“经济”放在“有效”之前时，多数医疗界人士突然预感到，中国要迎来药物经济学评价热潮了。

董鹏认为，药物经济学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成本效果分析，另一个是预算影响分析。

首先，药企选择研发新药的首要条件是，结合自身优势，和对未来5年到10年，全球疾病发展的形势预判，来选择药物。药物的治疗疾病领域选定后，便进入研发阶段。研发阶段更关注产品的疗效和安全性。但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经济学属性不容忽视。

在成本方面，如今随着疾病的复杂程度加重，大多数新药的研发周期发展到了双“20”，即花费20亿美金，20年时间。效果方面，即对原有药物的替代和超越。

董鹏介绍，企业选择新药时，开奖，最重要的是新药对原有药物的替代性，如一个肿瘤化疗药物，患者使用后生存期不足2年，新肿瘤靶向药会将生存期提高到4-5年以上，因此创新的新产品是企业所看好的。而此种创新性也是产品上市后，市场和医保认可的首要条件。

药品在某个地区上市后，会根据当地的准入环境和支付能力，制定相应的准入策略。董鹏介绍，多数新药在中国上市后，会进行药物的成本效果分析，如肿瘤靶向药物。这些分析多数以国内人均3倍GDP作为阈值判断产品是否具有经济性。

再以肿瘤靶向药为例，地方政府假设只有3亿人民币来惠及区域的肿瘤患者，那么首先要看当地疾病谱的变化，比如在河南消化道胃癌发病率非常高，而在北京、广州，肺癌发病率非常高，因此决策者需要根据当地的发病率和疾病严重程度选择干预药物，企业就需要适时的做出相应的经济性评估。

当企业决定将药物进入某个市场时，需要考虑的是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就市场来说，更多企业都希望产品进入医保范围内，而这必然加大医保的支付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开始了医保和药价谈判，政府和企业达到双赢的结果来惠及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