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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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是一个相当大胆、甚至有科幻感的设想：如果能用深入基层的信息终端采集生产和消费数据，用全国连通的网络汇总经济数据，用数据分析软件识别和预测经济异常波动，j2直播，在国家经济尺度上实时统筹和调整计划，那么近百年来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经济计算问题”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计划经济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甚至更优于市场经济的方案。然而更显科幻的是，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代初期，在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个意在掌控全国经济的“大数据”系统已经被设计并实现出来了。

故事从1970年开始。在这一年的智利大选中，萨尔瓦多·阿连德被选为总统，并立即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在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大型企业（包括智利经济支柱的铜矿业）的国有化。这一改革进程很快遭遇了困难，原因不是企业主抗拒国有化，而是国有化进行得太顺利，政府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对新生的国有企业进行整体调控。面对挑战，阿连德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如果仅靠人不足以有效管理国家尺度的经济，再加上技术的支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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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看中的技术是控制论。1948年，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将其定义为“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在二战中，控制论的理论与技术被用于研发防空火控系统——人手操作的高射炮很难准确命中敌方战机，而维纳设计的计算机系统则可以采集敌机飞行的数据、并实时预测敌机的飞行路线、进而自动操作高射炮击中敌机。维纳事后总结，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预测未来”：“预测一个消息的未来，就是用某种算符去运算这个消息的过去……最优预测问题的解决仅仅取决于要加以预测的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这门新兴学科让阿连德看到了希望：如果控制论可以用于实现防空火控系统这样实时的、复杂的、涉及大量人为因素（驾驶战机的都是由经验丰富且绝对不想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自动化系统，它是否能被用于其他实时的、复杂的、涉及大量人为因素的领域——比如说，经济计划？

在寻找合适的技术领导者的过程中，阿连德的政治乌托邦愿景也吸引了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比尔的兴趣。尽管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极度紧张，不惜以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扼杀阿连德的改革政策，阿连德所构想的其实是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第三条路线”，一种既能全面提升智利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损害智利保持四十年的民主自由氛围的两全方案。1971年，比尔和阿连德政府开始了合作，在这个政治乌托邦愿景之上又加上了一个科技乌托邦的愿景：构建一个计算机系统来实施调控国家经济——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二十年。

以维纳为代表的控制论学者经常用人体作为类比。例如维纳这样谈论一个基本的控制论系统：“为了能对外界产生有效的动作，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必须具有良好的效应器，而且必须把效应器的动作情况恰当地回报给中枢神经系统，而这些报告的内容必须适当地和其他来自感官的信息组合起来，以便对效应器产生一个适当的调节输出。”比尔则对这一结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可生存系统模型”的概念。在这一模型中，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部件被分为5级子系统：系统1到系统3分别负责感知、信息传导、以及监控和协作的功能，系统4和系统5则负责常规运作层面之上的、有目的的管理和治理职能。比尔用生理学的类比来解释这个模型（如下图），并认为同样的模型也适用于企业和国家经济。

比尔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他在1970年的一次主题演讲中提出的“自由机器”理论。所谓自由机器，是这样一种社会-科技系统：它以网络的形式运行，而非层级结构；其中作为行动基础的是信息，而非权力；各个领域的专家知识和实时的信息反馈驱动决策，从而消除官僚体制存在的必要性。比尔甚至构想了在政府机构中这样的自由机器如何实现：它应该是一系列的指挥室，每个指挥室中实时接收和呈现来自各个子系统的信息，指挥室中的各领域专家则基于这些信息提出猜想、并运行模拟程序来验证这些猜想，由猜想汇集而成的决策再从指挥室实时传递到国民经济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