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硅谷上周在Twitter掀起了一场推特之争。双方争辩的焦点是创业是否需要努力工作还是要保持工作生活平衡。一方认为努力工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应有之义，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另一方认为这不过是投资者想要利益最大化的托词，而且苦功并不能保证成功，有时候巧功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以为呢？

硅谷对工作生活平衡的强调也许正在演变，但它的祭司仍然重视一种非常特别的勇气。这种思想形态方面的紧张在本周早些时候终于爆发，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开始，在Twitter上掀起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嘴仗，双方在数日之后仍断断续续祭出各自的轶事证据和结案陈词。

这场大辩论的始作俑者叫Blake Robbins，是一位技术投资者，曾经在Google、Nest、SpaceX工作或者实习过，他的用意原本很单纯，就是用一连串的推特来阐述其有关工作与生活要保持平衡的哲学。Robbins写道：“我刚开始进入技术业的时候，我以为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工作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我迅速意识到这是引发灾难的因素。因为你在‘工作’而没有能跟家人朋友呆在一起并不‘酷’。精力透支并不‘酷’。我向你保证……你的竞争对手之所以能击败你并不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你多。而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加明智。”

但这种气氛很快就变味了。风投家Keith Rabois 推特回道：“这完全是错的。读读Elon Musk的自传，或者看看介绍Amazon的书，或者了解一下FB的前4年，或者PayPal的，Bill Bellichick的。以为自己能比其他有才华的人更聪明纯粹是自大的想法。”

对上班时间的盲目迷恋对这群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硅谷的自我价值感一直都跟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紧密关联在一起。为什么别人对这种建议不要让身体透支的看法那么敏感呢？对于商业界的其他人来说，“明智地工作”是一种时间管理方面的陈腔滥调，而不是战争召唤。

尽管如此，Robbins对适当工作的恳求还是招致了VC的大量反驳，这种攻击并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针对成功也许跟运气有些关系的想法，哪怕是一群斯坦福毕业生也没有这一说。

职业道德在技术界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往往会被思路狭隘地看成是具备自力更生社会经济灵活性的美国梦的象征。反映极致奉献的那些比喻，比如Elon Musk为了让自己的在线城市指南初创企业有起色而晚上睡在办公桌旁边的沙发上的故事，j2直播，或者Elon Musk在Tesla生产线附近留有一个睡袋的故事，这些都为创业信徒和VC之流忠实地反复传颂。

本周的推特之争令Susan Fowler（前Uber工程师，指控被主管性骚扰及Uber有毒的职场文化，引发了对Uber的独立调查）想到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Susan说：“有种观念认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天生就跟资本主义有关，他们认为，对于新教徒来说，‘努力工作’是一种宗教义务，是一种信仰和奉献。你工作越努力，就是一名更出色的基督徒，被拯救的机会就越大。”

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对下游的初创企业、这些公司所形成的市场类型，甚至对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推销承包工程的方式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纽约客》最近刊登了一篇讨论零工经济营销风格的文章，里面抨击了Lyft的残忍，因为它把一位怀孕中的司机一整周都出勤当成了值得庆贺的事情。）

然而，硅谷的这种标准的类比在上周一遭遇了强烈的反弹。批评者把他们的火力接对准了推崇这种繁荣信条的投资者，也就是唯有全力以赴者才能爬到上层。编程语言Ruby on Rails的开发者，项目管理软件Basecamp的联合创始人，畅销书作者David Heinemeier Hanson在一篇博客中对Rabois之流进行了猛烈抨击，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称为是“涓滴式的工作狂”。

“初创企业周围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迷思，这种迷思不仅对把人累趴的努力唱赞歌，而且对它也十分依赖。” Hanson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种迷思出现的原因“这是尝试将穷尽一生才能完成的工作压缩到创投基金相对短暂的时间表之内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Hanson戳穿了初创企业发家就必须长时间工作的观念——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力量在其中扮演角色。如果说技术金融家的财富有赖于旗下组合公司的生产力的话，投资者的态度部分要对这种影响了如此众多初创企业的不健康的工作习惯负责。Hanson写道：“说这种迷思是为金融家服务的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赌注投得太分散了，只有在独角兽出现时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当然它们渴望童话故事里面才会出现的牺牲。他们花钱是想完成全垒打，其中多数会不会半途而废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小或者没有。要么让我发财，要么去死。”